“位卑、权重、厚赏”的理念，源自法家对监察官的职位设计，秦朝之后沿袭不替。汉朝的御史大夫秩二千石，而巡视地方的刺史仅为六百石；唐朝的御史大夫为正三品，巡视各道的监察御史仅为正八品；明清左右都御史为正二品，监察御史仅为从七品。历代监察官员都延续了“位卑权重”的特点，正是因为位卑，可以因弹劾之功获得厚赏，可以越级擢升，并且晋升空间极大，既可在监察系统内晋升，也可以转为其他系统的职官。“厚赏”成为对监察官的现实激励，促使其竭诚尽忠于本职。
监察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对实现良好的政治法律秩序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朝的“康乾盛世”，莫不以良好的监察制度作为保障；明朝阉党柄政、皇帝昏聩，却能享国二百七十余年，其中不乏众多监察官竭力维系之功。然而，监察制度不可能超越整个政治法律体制，在抗拒社会各方面压力的过程中，纵然好的制度也会发生蜕变，逐渐丧失最初设计的制度理念与功能。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有三方面的力量会消解监察制度的理念和功能，促使其蜕变：
其一，皇权对监察制度有着构建之功，也有侵蚀的危险。以汉朝为代表的台谏分置监察体系，以唐朝为代表的台谏相辅监察体系，都对君主起到约束、规谏的作用，但约束最高权力的监察制度能否发挥功能，却深受君主个人的影响。在宋朝以后，随着君主集权的加强，监察体系的整体性价值在衰退，工具性价值却在上升。
其二，有效监察地方权力的前提是能够超越于其上，不被其所牵制，又能深入于其中，同时不陷入其利益格局。可是能做到超越于其上、又能深入其中，是非常难以把握的。汉朝设置部刺史监察巡察地方，最后演化成了地方官；唐朝设置按察使巡察地方，也渐渐地方化；明清两代的提刑按察使、总督、巡抚都是从监察官转化而成的地方官，都失去了中央监察地方的制度职能。可见，超越于其上，深入于其中，在制度上颇难把握。
其三，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及其附属的御史和谏官，本为维护国家整体利益、涤荡吏治污弊、实现公正的政治法律秩序而设置，可是在复杂的政治权力环境中，少数监察官或依附权贵，或为利益所诱惑，制度虽称良善却难达预期。监察官的监察为历代所重，而监察者又须被监察，不免造成机构的重叠、国家治理成本的上升。
上述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权威性与有效性，值得我们当今监察立法、构建监察体系借鉴；另一方面，古代监察制度的蜕变也值得注意，避免制度虽立，成效不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