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传教者与文化交流使者，亦是离间者

复旦大学与阿姆斯特丹大学合办学术研讨会 探索明清时耶稣会士多重身份

“交错的文化史：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相遇（1600-1900）”国际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复旦大学举办。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董少新作了题为《离间：耶稣会士与早期中荷关系》的演讲。

明末清初，有两股外部势力交汇于中国东南沿海——葡萄牙和荷兰。有意思的是，葡萄牙人能在明清两代王朝左右逢源，荷兰人却披上了邪恶的面貌。这其中耶稣会士“功不可没”。

9月7日至9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化遗产与认同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交错的文化史：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相遇（1600-1900）”国际学术研讨会。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董少新作了题为《离间：耶稣会士与早期中荷关系》的演讲。他说：“除了传教者、文化交流使者这些广为人知的身份，耶稣会士亦有‘离间者’这样的身份。”

耶稣会士的“挑拨”

1566年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爆发，荷兰开始走殖民扩张的道路，并对澳门这一远东重要港口虎视眈眈。

在葡萄牙人抵抗荷兰人的过程中，来自欧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耶稣会士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些耶稣会士未必是葡萄牙人，但都站在葡萄牙这一边。受惠于葡萄牙保教权，他们可以从葡萄牙获得经济支持，因而效忠于葡萄牙国王。

在经历一系列占领澳门的失败后，荷兰在澎湖列岛建立殖民堡垒，但还没有坚持两年就被福建官兵击败，离开并撤到台湾。在荷兰殖民统治台湾的38年中，荷兰人与日本、东南亚及中国走私商人皆有贸易往来。但无论荷兰人多么努力，在明朝他们始终没能和中国正式通商。

在董少新看来，荷兰无法与中国建立官方贸易关系，原因之一在于耶稣会士的“挑拨”。他在研讨会上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案例发生在明末崇祯年间，第二个案例发生在清初顺治年间。“其实明清时期的中国皇帝对于和荷兰接触都保持着高度警惕。其中，耶稣会士对荷兰人‘野蛮人’和‘海盗’的形象贡献不少。但根本原因还在于荷兰人来到亚洲海域后，对亚洲海域范围内的很多民族和国家，一言不合即付诸武力。”董少新告诉记者，荷兰人曾几度通过贿赂、表现恭顺及进贡厚礼的方式，博得明末清初中国政府部分官员的好感，但是终因耶稣会士和澳门葡人从中作梗，而使其无法达到与中国建立官方贸易关系的目的。

“我想突出的并非荷兰人‘海盗’形象形成的原因，而在于呈现耶稣会士的另一形象——离间者。”

荷兰人是凶残强盗

葡萄牙人是文雅商人

崇祯年间，中葡关系紧密的另一大原因在于军事联系。为巩固国防，明王朝需要招募葡兵并向澳葡购置西洋大炮。1628年11月10日，由葡萄牙炮兵统领公沙·的西劳（Goncalo Teixeira Correa）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陆若汉（Joao Rodrigues）率领的铳师队伍离开澳门前往北京。抵京后，两人写了两份奏疏给崇祯皇帝。第一封以《报效始末疏》为题，代表了澳门葡人的立场，第二封为陆若汉所写，标题是《贡铳效忠疏》。

在《贡铳效忠疏》中，陆若汉解释了为何身为耶稣会士的他也要加入铳师队伍。他强调在这次远征行动中自己的神职角色，并重申他对于明朝皇帝极尽忠诚，因为他通过学习神的教义知道了君臣、父子的道德准则。“显然，陆若汉试图合儒以赢得中国皇帝的青睐。”董少新说。

公沙·的西劳还特别写了篇《西洋大铳来历略说》，其中大意是，葡人是服从于明王朝的合法商人，相反荷兰人就是一群强盗，不仅是澳门的威胁，也是明王朝的威胁。

公沙和陆若汉抵京后不久便建议明朝招募更多的葡兵，并从澳门进口更多欧洲大炮以巩固东北边防。这个建议很快被崇祯皇帝接受。1630年10月底，300名葡兵离开澳门往北京出发。这一举动遭到一些明朝官员的强烈反对与谏言阻止。

赞成招募更多葡兵的人也有，比如奉教士大夫徐光启。徐光启同样上了几封奏折，不过最后还是反对一方胜出。耐人寻味的是徐光启上奏的内容。徐光启说荷兰人是来自西方的凶残强盗，而澳门的葡萄牙人是温文尔雅的商人。“荷兰海盗集中部队占领澳门。而澳门葡人却显示了他们对我朝坚定不移的忠诚。”

董少新说，自崇祯王朝以来，越来越多的明朝官方文件称葡萄牙人为“澳商”，而非“澳夷”，而一直称呼荷兰人为“红夷”，从不叫他们“和（荷）商”。

荷兰外交任务的再失败

到了清朝顺治十年（165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施合德尔（Fredrick Schedel）到广州会见尚可喜、耿继茂等藩王。这次，荷兰获得了在广州进行贸易与建厂的权利。

可这遭到了钦差大臣李栖凤及广东巡按御史杨旬瑛的反对。而荷兰人也开始明白，想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一定要获得大清皇帝的许可。因此荷兰派出外交使团，并在1656年7月中旬抵达北京。经过一系列谈判和宴会，顺治帝批准荷兰每八年来进行朝贡贸易。这远不符合荷兰的期待，几乎宣判了这一外交任务的失败。

在董少新看来，荷兰的外交失败，多少受到了耶稣会士的影响，比如著名的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他在华经历了明、清两个朝代，被认为是继利玛窦来华之后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汤若望和顺治帝关系很好，对清王朝也很有影响力。

1656年2月，荷兰外交使团尚未抵京时，汤若望就对顺治帝说尽管荷兰人已经得到了广东当局认可，不好阻止他们来朝，但没有必要和他们签贸易协定。还说荷兰人不管到哪里都会建堡扩权，骚扰邻国。

在荷兰大使抵京不久后，汤若望上奏写道：他们把皇上当成做生意的对象。他们名义上是基督徒，但实际上他们背叛了国王和上帝。此外，如果他们在清朝获得一席之地，他们一定会采取军事行动。最后，汤若望向顺治帝建议可以赏赐荷兰使节团，但不要允许他们定期来中国。

“讽刺的是，荷兰使者并不知情，还对汤若望感恩。”董少新说，尤其是汤若望这些耶稣会士还扮演着译者的角色，所以一些荷兰人甚至不知道自己“被谁卖了”。

录入编辑: 朱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