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协和大学由英、美、法、德、加拿大五国教会创建于1914年，建筑师罗楚礼（Fred Rowntree，1860年生于英格兰，1890年移居苏格兰）规划设计。在历史照片中，我们能清晰的看到“唐破风”确是当时建筑师设计的产物，那么，罗楚礼与日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从他的交际圈一窥究竟。从1891年开始，苏格兰建筑师乔治沃尔顿（George Henry Walton）与罗楚礼家族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罗家的茶室就是他设计的。20世纪初期，他们一起在位于泰晤士河的北岸的汉默史密斯区（Hammersmith Terrace）执业并生活在该街区。同时期，住在那里的人还有：德国建筑师赫尔曼·穆特修斯（Hermann Muthesius），乔治沃尔顿的画家哥哥爱德华·沃尔顿（Edward Arthur Walton），苏格兰建筑师查尔斯·雷尼·麦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苏格兰画家弗朗西斯和杰西纽·伯瑞夫妇（Francis and Jessie Newbery）等等。这些人尽管不一定都是苏格兰人，但是之所以形成了一个小团体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为发端于格拉斯哥艺术学院（Glasgow School of Art）的“艺术与工艺美术运动”（Artsand Crafts Movement）的核心人物。这场深受牛津艺术史学者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思想影响的运动排斥当时工业革命后批量生产带来的呆板、千篇一律的产品设计，也反对维多利亚时代那种繁复的建筑样式。此时明治维新后打开国门，力图融入西方文明，并致力于输出自己的文化、艺术的日本开始进入了他们的视野。这群格拉斯哥学派（Glasgow School）的艺术家们在1900年的巴黎世博会前后纷纷造访日本，从日本艺术中汲取养分，再融合到本文化中，对欧洲艺术进行改造，最终开创了“格拉斯哥风（Glasgow Style）”。后世认为他们的风格具有强烈的东方主义倾向，其实与其笼统的说什么“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不如说是“日本风（Japanism）”，更准确的说，是“盎格鲁-日本风”（Anglo-Japanese Style），这在“艺术与工艺美术运动”的艺术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通过一张他们居住的汉默史密斯区房屋建筑的细节照片就能看出这点。
门头上的三角形与常见的传统西方建筑中的三角斜顶不同，它是在平顶上装置的一个三角隆起，请注意它在结构上与屋顶并不是一体的，且三角形底边明显的短于平顶的宽度。这种样式与华西协和大学赫斐院、明德学舍两侧的三角形顶有相似之处，不过伦敦的样式更简洁、线条更硬朗，是很规整的几何形状，三角顶与平顶（檐）垂直齐平。这种三角顶在日本建筑中很是常见，事实上，它也是“破风”的一种，叫做“千鸟破风（ちどりはふ）”。在“日本第一名城”姫路城主体建筑上，我们可以集中的看到三种“千鸟破风”：正面自上而下的第二层正是这样的一个“千鸟”；第三层并排的两个有一个很好听的名称——“比翼千鸟（ひよくちどりはふ）”；第四层侧面大型的，三角形底边与下檐几乎等宽的那种是“大千鸟（といいます）”。日本与中国不同，他们一脉相承的文化不止于博物馆藏品、出版物，或者零星的一些历史遗迹，而更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随处可见，即使在东京这样的大都会，“破风”同样可能随时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十九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一个巨变的时期，各种文化艺术的思潮汹涌澎湃，层出不穷。“艺术与工艺美术运动”在英国本土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在欧洲大陆的影响极其深远，当这代核心人物还未老去之前，便有更年轻的艺术家们在他们的影响下持续探索，随之出现了“新艺术（Art Nouveau）”，“装饰艺术（Art Deco）”，也正是发端于此的艺术新风尚在中国进入现代化后遍布哈尔滨、天津、青岛、济南、汉口、宁波、广州这些开埠城市，当然，还有上海，直到今天，上海仍然是仅次于纽约的“装饰艺术”建筑总量世界第二的城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在大多数城市，这样的历史建筑已经不像当年那样随处可见了，许多地方我们只能从照片里才能一窥究竟。以成都为例，据不完全统计，除四川大学（包括华西坝）、宽窄巷外，在今天的成都只有三十几座历史建筑，其中还包括了学术上价值不大的，且已面目全非的民居以及五十年代的苏式建筑（与之对比的数据是，仅以“装饰艺术”样式建筑举例，今天的上海仍保有一千多座）。在诸如成都、西安这样的一个历史建筑实体缺乏的古都，在文字记载有其局限性的情况下，摄影作为保存历史实体的手段，其重要性是毋需多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