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看片名和以上梗概，很容易把《追捕聂鲁达》设想为一部希区柯克式的悬疑惊悚片。如果抱着这样的观影预期，恐怕百分百要失望了。
事实上，《追捕聂鲁达》的节奏非常松散，既没有千钧一发的死里逃生，也没有势均力敌的斗智斗勇。
逃的人不紧不慢，逛妓院、开派对、散步、创作，正经、不正经的事，一件没落下；追的人也优哉游哉，看书、勾搭诗人的前妻、跟诗人现在的妻子探讨存在命题，连半点酷刑都没用过。
与题材相悖的还有影片着意营造的诗意氛围。奥斯卡的独白贯穿影片始终，剖析自己，也剖析他追捕的对象。聂鲁达则借着各种契机，反复吟咏那首著名的《今夜我能写出最哀伤的诗句》。
摄影风格也一脉相承，室内的明暗打光颇具伦勃朗风格，而外景则采用略微的曝光过度，显得温暖和曦，丝毫没有大难临头的紧张感。
乍看之下，《追捕聂鲁达》的确有导演帕布罗·拉雷恩在装腔作势之嫌。
不过，《邮差》里的一个片段倒可以作为解读这部电影的一把钥匙：在聂鲁达向马里奥解释何为“隐喻”后，后者蹦出了这么一个金句——“整个世界对于其他事物都是隐喻。”
由此出发，故事对于《追捕聂鲁达》而言，只是骨架，隐喻才是这部电影的血肉。而且每个观众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玩味聂鲁达与奥斯卡的关系，或者是文学与政治，或者是创造者与角色，又或者是作者与读者。
在我看来，其中尤以“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剖析得最为彻底。
虽然片中的主人公一个是举世闻名的大诗人，一个是独裁政府的鹰犬，但影片从一开始就将两人放在了平等的位置上，近景均采用了仰拍视角，并且在关于两人身世的点滴叙述中寻找来自底层的共性。
在奥斯卡还没有读过聂鲁达作品的时候，他就因后者的声名而认识他，并追踪他的足迹。而在搜寻聂鲁达的住所获得“赠书”后，他开始通过文字进入诗人的精神世界，真正地了解他。
另一边，借着旁人之口，影片道出了聂鲁达的意图：希望借这场世纪追捕成为永远被铭记的伟人。
如同韩塞尔与葛雷特撒下面包屑一般，聂鲁达在逃亡的过程中，不断遗留下自己的作品，仿佛以此引领着奥斯卡，让他一步步更靠近自己，不然，又有谁会在乎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