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60年代,我们多读高中了,看戏也从看热闹到略窥门径。此时,高先生从50年代中偶演老爷戏,已经是大演老爷戏了,看他的关戏特别过瘾!他个子不高,有威;嗓子偏左,有味儿;眼睛不大,有神!上海、湖北、武汉戏迷都称他为“活关公”,把他的关公剧照画当“年画”贴在家里甚至成为了时尚。
这段时间,有不少京剧武生名家到武汉演出,基本上没讨过武汉观众的好,(64年左右吧?中国京剧院原定由李少春来汉演出,李不肯来,才换了钱浩梁),证明了武汉观众对高的偏爱。
高到北京走马换将,我们随时关注北京、天津的报纸,关注高先生的演出,看到高先生轰动京师,就一样高兴。看到厉慧良停演从天津赶到北京观摩,就好像是武汉戏迷的骄傲。下半年高先生领衔到上海演出,也是他回到他解放前的演艺之地,新民晚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连编累牍报道,不少观众从香港过来观看!后来应香港观众要求,经文化部同意,高先生率团赴深圳为香港观众(不少是解放前从上海过去的)演出,此次,广东名画家关良为其画了不少剧画,陶铸指示要把高先生的《走麦城》拍成电影(后因文革作罢,可惜)。
到了文革时期,京剧团的“三名三高”统统进了牛棚了,高百岁先生甚至被迫害至死,高维廉跳楼伤残,后来听说由于谭元寿率样板团到武汉演出,回京出面向有关方面请求,高才得以放出,我们也在剧场看见他,不过不是在舞台,而是在楼上打字幕。那时候,高先生面色黝黑,穿着半旧军装,没戴帽子,不高的个子,小小的手,目不斜视,认真极了,我们在旁边只有替高先生感到悲哀。
后来他们全家到了北京,离开了武汉,就再也没看到过高先生在武汉的舞台演出了。
再次见到高盛麟先生消息的时候,大概是72年左右了,从武汉调他到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反正从那时候起,高先生可能被上面有关重要领导青眼,经常出现在比较重要的场合,甚至在重大节日,作为京剧艺术界的代表,也应邀登上了天安门,也经常在一大版长长的名单上和其他诸如浩亮、袁世海、杜近芳等同见诸报端,从当时来讲,还是给了高先生较高的政治待遇。
窃以为,这可能与高先生几件事有关:
一来高先生有真玩艺儿容不得轻视,得到了当时京剧界内外重要人士的认可;
高先生的武生艺术,是宗杨为主而兼融盖、麒之艺,是极少较好地融合了南北武生艺术、能独步一时的艺术家,他在武汉多年,已然形成了自己个性化的艺术。同时身为副团长,头牌挑粱,有一定的艺术地位和政治地位。而且60年代前后,在艺术上也指点过当时不少样板戏的优秀演员如钱浩梁、谭元寿、俞大陆、叶金援等,在北京上海都有高先生的艺术知己,也可能学校在武戏方面要借重高先生的艺术水平和艺术经验;
二来高先生是从解放后才改变了他解放前潦倒不堪沦为班底(当时一起的班底还有裘盛戎、芙蓉草、苗胜春等老几位)的宭境,是在政府的帮助下才焕发了艺术生命;这是与其他同时代名演员最明显不同的地方。
解放前,高先生跟大多数演员一样,抽上了鸦片烟。当时有句话,叫不抽烟不过千(大洋),结果高与裘盛戎这对难兄难弟,对吹大烟,弄得人不人鬼不鬼,行头当光,演出时敷衍了事,穿着棉裤唱《挑华车》,有时演出连眼都未睁,所以从头牌武生沦为二、三、四牌一直到班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