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巨变的时期，塞万提斯通过《堂吉诃德》来记录人文主义价值的崩塌。《堂吉诃德》完成的十七世纪初，正是西班牙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人文主义的思潮让文学家们在作品中格外关注主人公们的内心世界，同时宗教改革和科技的飞速发展也让固有的价值体系受到严重冲击。骑士的完美人格，折射的就是人文主义的核心理念，文艺复兴初期，这曾是欧洲的主流思潮。这种价值观的集体崩塌不是个人的，而是星火燎原般在欧陆大地上迅速蔓延开，成为集体的精神危机。
《堂吉诃德》是塞万提斯对骑士小说在文艺复兴时期境遇的注解，而以色列盖谢尔剧院的《我是堂吉诃德》则是编剧罗伊·陈对《堂吉诃德》讨论的母题于今时今日的注解。但不同于《堂吉诃德》将客体世界具象化为广袤的天地，《我是堂吉诃德》的客体世界，仅仅是一隅小小的牢房，所施加的强度和压力却不亚于原著小说。
以《堂吉诃德》为蓝本的诸多作品，截取的常常是小说中冒险部分的故事主线，发挥的是小说原作的娱乐功用。而《我是堂吉诃德》不但捕捉到了塞万提斯原著丰富的层次，并且借由这部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小说奠基之作，让剧中的人物与当下的观众实现共鸣。导演用了许多颇具想像力的手法，来表现两位疯狂迷恋小说《堂吉诃德》的囚徒的幻梦，而公权力压迫下的凌辱和虐打却将他们拉回残酷的现实。可以说，这部剧的剧本是个元文本，而舞台呈现则是一部元戏剧，无论是对文本的处理,还是对舞台呈现的处理，都比之前基于《堂吉诃德》做出改编和解构的舞台作品更加丰满。
堂吉诃德精神上的高度理想主义与他在生活中不切实际的程度成正比，这让他的命运注定会成为悲剧，相信这也是《堂吉诃德》之所以受改编者与解构者们长期青睐的缘故，因为它将主体与客体的矛盾最大化，并且几乎在每个时代、每个人身上，都会面临这样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