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本书作为“知识的文学”，还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欧洲中世纪生活（人们的衣、食、住、行）的可靠资讯，如修道院内部的常规，宗教迷信的愚昧，家族对城镇的统治势力——王桥镇的埃德蒙家族的几位成员先后出任当地领主即修道院的副院长及教区公会的会长即市政参议一职，使我们得窥同时代的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之一斑，以职业或出生地或体貌特征（朗费罗即“长人”之意）指代某人——后来便发展为姓氏，如此等等，确实比任何历史教科书都要来得生动细腻。
诚然，历史小说不是也不可能等同于历史课本。首先，作家必不可免地要以现代人，至少是他本人的理念来审视历史。福莱特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和阐释那一时期的历史，但是并没有阉割和歪曲历史，无疑是正确的。其次，撰写历史题材的小说，一定都有借古讽今（讽喻而非讽刺）的动机和目的。请看，书中的那些人物，我们是否有似曾相识之感呢？书中的那些事件，如果抽象成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落后、正派与阴险之间的斗争，不是时时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吗？而最重要的，是作者对人性的挖掘——这正是一部文学作品有无长久生命力的所在。固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必然会发生某些变化，但人性中的那些美好和丑陋的东西，却是“秉性难移”的，无非是以不同的形态表现出来而已。福莱特按照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观点，抓住人们求生存（图发展）和情与性的本能，以鲜明的爱憎歌颂了人性之美，鞭笞了人性之丑，并为书末设下了类似“大团圆”的顺乎人心的结局。对于身处弱势群体而又是社会前进动力的普通百姓，无疑具有鼓舞作用。就此而论，本书也无愧于“力量的文学”。
胡允桓
二〇〇八年冬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