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钦科强调了契诃夫的乐观主义，彼得·布鲁克强调了契诃夫的生命意识。但无论是契诃夫的乐观主义还是生命意识， 都能打动世世代代的观众的心。
八
现在该说一说中国戏剧家对于契诃夫戏剧的接受了。
首先值得一提的，当然是一九三〇年上海辛酉剧社演出了《文舅舅》（《万尼亚舅舅》），主演是袁牧之。距此十四年后，才有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由孙维世执导的《万尼亚舅舅》的辉煌演出。但上世纪三十年代最让人感奋的，还是曹禺对契诃夫戏剧美质的天才发现。我们今天读曹禺一九三五年在《〈日出〉跋》里写下的这段文字，还感佩不已：
我记起几年前着了迷，沉醉于契诃夫深邃艰深的艺术里，一颗沉重的心怎样为他的戏感动着。读毕了《三姊妹》，我合上眼，眼前展开那一幅秋天的忧郁。玛夏、哀林娜、奥尔加那三个有大眼睛的姐妹，悲哀地倚在一起，眼里浮起湿润的忧愁，静静地听着窗外远远奏着欢乐的进行曲……我的眼渐为浮起的泪水模糊起来成了一片，再也抬不起头来。然而在这出伟大的戏里没有一点张牙舞爪的穿插，走进走出，是活人，有灵魂的活人。不见一段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构很平淡，剧情人物也没有什么起伏生展，却那样抓牢了我的魂魄。我几乎停住了气息，一直昏迷在那悲哀的氛围里。我想再拜一个伟大的老师，低首下气地做一个低劣的学徒。
在江安的国立剧专的讲坛上，曹禺对于契诃夫戏剧的讲解，造就了一批具有心理现实主义思维的戏剧人。
一九五七年，不为人知的中国广播剧团演出了一部轰动京城的《北京人》，导演是曹禺在国立剧专的得意门生蔡骧。很多年之后我向蔡骧先生讨教他排演《北京人》的心得。他说：“要排演《北京人》，就得想到，曹禺是在学习了契诃夫的戏剧艺术之后写作了《北京人》。”蔡先生也是契诃夫戏剧的爱好者。我相信，蔡骧先生是通过曹禺走近和认识了契诃夫，就像焦菊隐先生一再说的他是通过契诃夫认识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