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生活在帝国观念盛行及帝国主义者横行全球的年代。那个年代的泰山无疑是白人中心主义的,落后的非洲以及土著居民只能当做一个卑微的“他者”,在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失去自我和未来。时过境迁,这种意识形态在大卫·叶茨的《泰山归来:险战丛林》中消失不见了。这次的泰山是帮助土著居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个人自由的“救世主”,非洲丛林被美化成了人类童年的伊甸园,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想象,再也不会代表落后与愚昧。《泰山归来:险战丛林》在处理种族问题上显得更加政治化,塞缪尔·杰克逊和亚历山大·斯卡斯加德的友谊以及剧情转折之处土著黑人居民帮助泰山战胜殖民者的桥段都证明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所说的文化“杂糅”状态,“杂糅”是一种向文化霸权抵抗的策略。对于全球化的好莱坞来说,无疑也是一种策略。
泰山的这次丛林之战在影片中实际上被置换成了关于人性与正义的探讨,克里斯托弗·瓦尔兹饰演的伯爵成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侵略的替罪羊,塞缪尔·杰克逊最后通过收集证物来控诉权力阶层的敛财者,实现了对于资本贪婪者的法律和道德审判。
这是好莱坞的惯常选择,像是隔靴搔痒,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触碰到殖民与反殖民的问题核心,作为一种噱头它满足了观众的期待,也间接的告诉文化批评者,说:“看,我们有在反思。”
(作者为知名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