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过去也叫做儒生、文士、士大夫，现在叫做知识分子、学者、学人、文化人等，反正都是指有文化的读书人。书生也多义，要分出点高下来。古代曾以考取一个功名为界，一般的读书人叫做童生，获得秀才以上“文凭”才配称书生。现代分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一般以拥有副教授以上职称为界。但是，这又并不绝对。有人的文凭或职称未达到标准，但人家在文章或学术上很厉害，同样很高级。
以前有好长一段时间，书生好多只是多数时间以读书为业。考取了功名后，到官场捞到一官半职，便是一生读书的最大收益。而今，书生的情况有些复杂了。大家从孩提时代就开始读书，书读的好，进了大学门，一般才算知识分子了（1960年代以前，能够拥有中学文凭，都算了）。变成大学生了，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从事一般技能化的工作或纯粹做官了，平常也不再继续读书以及从事文化与学术工作了，那实质与书生的本质渐行渐远了。虽仍归于书生一类，却渐又无书生之实。
另一种则是继续坚持书生路线，不停做文章或学术，有人专职成为学人（专家、教授）、科学家（研究员）、作家诗人、记者编辑等，同时，教师、医生、学术组织人员等由于职业关系，也必须继续成为书生；有人则是兼职性质，他们的主业，可以是工农商学兵官，但就是对思想文化、文学、社会学、科学有极大的个人兴趣，坚持终身学习与研究，所以依然让自己成为实质意义上的书生。相对而言，这后一种“兼职书生”在文化与学术上的表现，反而更为闪亮，常超过“专职书生”。尤其在思想文化、文学、社会学方面，兼职者对社会的了解往往更深入，更透彻，取得的成就便容易超过专职者。现在的网络平台，就给出了最好的社会检验。能够获得社会高度肯定与认可的所谓网络“大V”，大量都是兼职者而不是专职者。还有一个情况，现在也有不少人虽然未能进入大学门，但他们有志于做一个文化人，加上个人秉赋蛮高，自学能力强，那同样变成真正的书生。
很多人非常愿意成为书生，在古代是做官或成为天下名士的诱惑，不是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吗？在今天，同样也可以成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同样可以成为名人甚至是所谓大师，除此之外，更实际一些，可以让人富有。说到底，书生一途，就是代表了社会地位。
然而，书生的功能，更在于精神层次。善做文章，得到天下认可；学术或科学研究取得重要成果，那就是一种特别的荣耀。书生情结，有一种高人一等的东西在里面。不是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么？书生常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通过精神的高度而获取道德的高地。事实上，一些优秀书生确实可以大贤大德又大智，变成社会与时代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个社会的三大属性，无非就是权钱名，官员拥有的是权，商人拥有的是钱，书生拥有的是名。书生是可以蔑视官员与鄙视商人的。因为官员常常犯浑，容易变成贪官、昏官；商人常常容易变成奸商、恶商；并且官商勾结常常会变成社会最丑陋的现象。贪官、昏官现象在古今中外始终是一个难解的社会问题，奸商、恶商也确实是普遍的社会存在，书生当然有权并且有义务对他们进行诘难与非议。在这里，放开官权不论，单说书生与商人，老航要说的是，书生是否就真比商人高人一等呢？作为一个整体，商人中会有奸商、恶商，但书生中过去不也有酸儒、腐儒么？不少书生当了官之后，不也是轻易就变成贪官、昏官吗？而今，不少书生中除了陈旧的酸腐气之外，还有一堆固执、偏激、狂妄和与社会严重脱节的臭毛病，有人还非常容易变成伪道德居士。商人成份复杂，书生也是。有些书生真通过读书增长见闻，筑基养性，形成相对完美的独立人格，进而真正拥有人生大智慧。可这类人实际相当地少。多数书生正如多数商人一样，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亦正亦邪，时好时坏，总有不少人格与人性的缺失在身上。不过，大致能够正常地做人，正常地行事，那也就基本属于社会的有益人类。但是，正与商人一样，也有不少书生心地太不那么纯良了，为名而名，不择手段，所以，他们身上的酸腐气以及固执、偏激、狂妄那样的恶习就十分严重。
现代社会，实际上许多书生与商人是有不少重叠部分的。因为有些书生也在经商，或有明显的商业行为，有些商人也在大量读书，甚至在文化与学术上拥有重大成果。书生与商人变成一种结合体，最好的状态就是儒商。现在欧美国，好多成功的企业家就是儒商。但他们如果不小心变成奸商、恶商，那可能特别邪恶。原因是就怕流氓有文化。没什么文化的奸商再坏，限于个人的浅薄，有些阴招、毒招不容易想出来。有文化的奸商，他们不但既毒又阴，而且明摆着干着坏事，却可以用包装、歪论将自己装扮成社会的救星。所有，有些奸商坏事做绝，却好意思大讲情怀，不停地表演，将自己弄成人生与成功学导师；有些奸商竟然可以将抄袭与山寨，包装成“爱国主义”和为国、为地方发展“奉献”的“高贵”行为。
那好，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便可以说到商人的原罪问题。有些书生假设他们比商人高贵，自古以来就以羞辱商人为尊。原本商人一种“无尖不商”的让利营销行为，被他们改成“无奸不商”，尽管这不是事实真相。书生有真正高贵的书生，也有下三滥的书生。同样，商人有诚信商人，有儒商，也有坑蒙拐骗甚至无恶不作的商人。但在一些书生那里，他们把坏的商人视作商人的整体，而把好的书生，视作书生的整体，那就自认为拥有了对商人的天然批判权。并且，他们从“无奸不商”开始，强调金钱与财富的罪恶，甚至产生阶级斗争学说，企图将全体商人永远钉在永远的历史耻辱柱上。那么，凡商人就一定是贪婪、无耻、卑鄙的东西。在古代，在许多王朝，还曾有商人子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的社会歧视与潜规则。商人的原罪就是这样产生的。在现代社会，整个世界也都有有钱即罪恶的理论。有些商人因为富有了，也接受这套学说，自认为犯了原罪。当今中国，阁下若成千万、亿万富豪，被认为必是官商勾结的结果，更是罪中之罪，恶中之恶。不可否认，中国现在的千万、亿万富豪们（仅限商人，不含贪官），相当多、相当多的人在发家路上都有过一些不堪的黑历史。若不是曾经依附于官权，他们当真很难成功。但是，我们要明白的是，有些富豪当真比较干净。那类纯以技术、发明起家人，基本又只是做外贸业务，他们除了交税、不停技术创新和做市场服务，加上注意洁身自好，真不需要仰息官权而生存和发展。倒是有些官员眼红他们的钱财，通过吃拿卡要，迫使他们有些轻度的行贿行为，他们不得不有所妥协，并不能说明他们就是什么奸商、恶商。其他有些人在大环境下，曾利用法律的漏洞及制度的不严为自己牟利，而法律当时不许可后来又许可了，所谓法无禁止即可为，他们在特殊的时候胆儿肥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他们做了，赚了个时间差的钱，那也算不得有多大的恶。比如当时没有买地的资格，他们通过“挂靠”买了地；当时没有进出口权，他们向某些单位缴昂贵的“管理费”，得到进出口权。还有些人是有明显的官商勾连之事，有过一些依附权力获取暴利的行为，但他们又相对冷静，大致守得住做人最后的底线，至少不把坏事做绝，那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有可以谅解之处。可是，一些书生笼而统之，一说这些富豪，就咬定他们必然贪婪与邪恶，大奸大恶，那就太武断了。具体的商人要具体地看。没有事实依据，非将商人描绘成不可信的无耻之徒，那真正的奸商、恶商反倒在一旁吃吃地偷笑了。对商人的好坏判别，应以法律为依据。在法治不严明的情况下，仅用原罪说非将商人打入另册不可，那不是真正的理性的社会公议。正确的做法是呼唤法治与真相，而不是专做精神上撕咬商人的恶犬。
再说，若商人的原罪可以成立，那么，以此逻辑，书生的原罪更甚。早在汉武帝刘彻时代，那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恶吗？将历史经典大肆篡改、曲解、歪解，不是书生干下的历史罪恶吗？所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儒家经典教义，所有典籍并不存在。类似的论述是“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左传》）“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孟子·万章》）“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孝经》）
再看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譬如明亡前，那些东林党人都干了些什么事？在晚清时，洋务派、康梁党有对历史做了什么真正有益的贡献？民国时期，有多少书生如同胡适那样清醒并看穿历史大势的？后来，更有多少书生屈从于权贵，并演变成书生之间互害的历史工具？
书生原本自以为立于精神高地，成天讲人生，观历史，看社会，望世界，可为何许多人并无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为何不能为社会走向民主法治做出真正应有的历史贡献？为何书生在历史上，总爱犯下全求责备、急功近利的重大错误，使得原本可以协商解决的事变成互不相让的僵局，最后反倒被贪官们利用？为什么有不少书生为官为商之后，就轻易变成历史的罪人？由此观之，要论原罪，也可在一定意义上认为书生比商人更甚。
相对而言，商人多是实干家。尤其是那些懂得与官家保持一定距离，或者从官商结合中醒悟过来的商人，他们因为深明商业规则和社会规则，懂得谦卑、尊重、诚信、契约、妥协的巨大能量，懂得审时度势，反而对民主法治精神有更深刻的理解，他们的人格与精神境界，实际远高于夸夸其谈和固执偏激的书生。
优秀商人通过优质企业，成为社会生产的组织者。优秀企业最重要的是懂人、知人、识人，同时要明晰社会明规则与潜规则，还要将众多科技管理人员为己所用，并礼敬思想文化界人士，从而在企业创造价值的时候，也让与之相关的社会精英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人类文明进步，很多时候是通过商业利益驱动而实现的。这里不展开来讲了。事实就是恰恰商业文明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书生的生活来源实质也依靠经济的繁荣，优秀企业家（优秀商人）的社会价值，绝不比大师级的书生低。书生作为整体，并不拥有比商人更高的道德或精神优势。而且，有些商人同样也是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