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突破古已有之，如果不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人性必然，恐怕无法理解。而如果人类今天的困境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基本属于价值观困境的话，那么它就不是当今时代或当今社会的特有现象。
在当今时代，人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生产领域这一特定领域取得的成绩尤为显著，而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则是历史上的氏族社会和朝贡社会这两种社会灭亡的根源。由于这两种制度充分满足了人类当时的需求，所以都在历史上主导了相当长的时期。不过，它们显然无法适应日益增长的人口所提出的物质需要，于是只得让位给能够更好地满足人类新需要的新型社会。就这样，氏族社会被朝贡社会所取代，朝贡社会继而又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取代。
资本主义的指导原则：“盈利至上”，使其具备了一种得以延续至今的内在动力。资本主义自近代早期从西北欧发端以来，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从商业阶段到工业阶段，再到目前的高科技资本主义阶段，每一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扩张势头都较前一阶段更高更强。就这样，资本主义势不可挡地扩大了自己的经营范围，从地区层面扩张到国家层面，继而扩展到全球层面。我们所熟知的世界是资本主义创造的世界，是不断冷酷增长的生产力水平及其衍生的不断冷酷增长的消费水平的结合。如今，这种结合在全球范围占据的主导程度是如此之高，人们又是如此地习以为常，以致如果不将其视为人性的必然表现的话，似乎就无法理解它了。然而，它其实是人类在相当晚近的时期才产生的现象——它所反映的不是人类的内在冲动，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
消费水平有限的过去
在旧石器时代，由于人群居无定所，所以积聚私有财产不太现实，加之群体道德将贪欲视为一种不可容忍的邪念，从而使人们打消了聚财的念头。相比之下，后来的朝贡文明普遍存在铺张浪费现象，金字塔和世界各地其他权贵豪富的陵墓中埋藏的大量珍贵财物就是明证。不过，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能够而且必须支撑的大众消费相比，这种铺张浪费仅限于上流社会。
欧洲在实现工业化之前，一个人收入的60%—80%都要花在食物上，很少有余力添置其他任何物品。连新衣服都成了奢侈品，以致瘟疫死者留下的衣服都会被亲戚们竞相索取。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情形也都与此类似，从而解释了日本的和服样式为何多个世纪以来都一成不变，中东的袍子、印度的袈裟以及尚未被哥伦布发现之前的美洲人的披肩为何也是如此。
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
任何地方的大众都不可能尽情消费，直到工业革命催生出大规模的生产，继而出现大型的商场，并刺激起普通民众的消费欲望。在18世纪，詹姆斯·瓦特的商业合伙人马修·博尔顿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发现：“我们觉得服务大众比服务贵族重要得多，虽然人们对小商小贩和小店主很是不屑，但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在支撑大型制造业方面所作的贡献，要比本国全部贵族的贡献还大。”
商人们很快就发现，他们不仅要在大众当中搜寻消费者，而且还要奉劝那些人们，购买那些迄今仍被忽视或此前默默无闻的商品，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早在18世纪就已出现如今被视为现代销售技巧的全套内容，包括市场调研，赊账销售，打折销售，发传单，提供商品目录，在报刊杂志上刊登广告，以及“不满意就退款”的服务。陶瓷商人乔塞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是这种“大众营销术”（mass merchandising）的先驱者之一，他直言不讳地讲道：“时髦比耐用更重要。”正因如此，他的营销策略使其陶瓷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变得最为有名，口碑最好，尽管其质量未必最佳，价格也未必最低。
大众营销技巧确实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市场。消费者被商家说服，开始把一度几乎不敢奢望的“奢侈品”（luxuries）视作“舒适品”（decencies），继而将其视作“必需品”（necessities）。这一过程也在加速，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出来的新产品已如潮水般涌入市场，必须一件一件地销售出去。随便举例来说，1987年一月份至四月份，美国超市的货架上至少新增了3152种食品、日用品和化妆品——平均每41分钟上架一种新产品。为了摆放这些如潮水般涌入的新产品，美国的超市规模逐年扩大。1989年，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郊的布卢明顿（Bloomington）建造了当时全球最大的购物中心。这座“巨型商场”（megamall）占地3120亩，拥有数千家商店，100家夜店和餐馆，18座剧场，一个迷你高尔夫球场，并在商场中央设立了一个隆隆作响的小型游乐场过山车。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评价
资本主义的威力和勃勃生机，及其撼动其他各类社会的真实能力，也在中国得到了验证。1988年，在一次重大的政策调整中，中国政府决定把全部沿海地方都向外国投资者开放，而此前的开放地区仅限于14个沿海城市和4个经济特区。这被称为新的沿海地区发展战略，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了拥有2亿人口的沿海地带。如今，外国公司可以把他们的管理方法、劳动密集型技术和原料自由地带入上述地区，同时把中国的贡献限制在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方面。
在此背景下，总部设在香港的智益投资有限公司（Wisegroup Investment Ltd.），在与香港毗邻的深圳投资兴建了一家针织服装厂。该厂的62名雇工每天工作10小时，每周工作7天，每小时工资只有30美分。“每个人都想来这儿，”一位来自836里之外西南村庄的李来芹说，“这里要好一些，因为你不用在田里忍受风吹雨淋。”在18世纪的英国，当农民离开村庄到曼彻斯特、利兹和伯明翰新建的工厂做工的时候，类似的表述不知被重复了多少遍。
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国的这种渗透也伴随着一种破坏性的文化渗透（cultural intrusion），中国一些乐于按照流行杂志和电视节目及广告中令人崇拜的西方模特或西方化的模特那样来整形的女性就是明证。在一个每月工资通常不到30美元的国家，她们却愿花7美元到85美元为鼻子整形，花6美元到30美元拉双眼皮，甚至花900美元去隆胸。一些公司生产的美白霜供不应求，这些公司承诺，使用它们的美白霜，可令皮肤变白。不久之前，这些年青女孩的祖先还把刚到中国的西方人蔑称为“长鼻蛮夷”（long-nosed barbarians）！这些祖先如果看到拥有500个座位的“肯德基炸鸡”开在了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一角，与天安门和毛主席纪念堂遥遥相望，一定会感到同样震惊。新开业的肯德基采用了一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口号——“好到吮手指”。
除肯德基之外，中国人如今也迷上了“大富翁”（Monopoly）游戏机。上海利申玩具厂以“大力士”（Strong Hand）为名，生产和销售了20万套这种玩具。“大富翁”玩具的生产厂家帕克兄弟公司（Parker Brothers）被尚未取得“大力士”生产和销售权的利申公司侵权。为了避免再被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司侵权，帕克兄弟公司决定率先向苏联推销俄语版的“大富翁”游戏机。
“文化帝国主义”的世界征程
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文化影响并不限于第三世界的欠发达国家。就在几年前，法国领导人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宣布退出北约，法国文化部长也谴责了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然而，法国现在却又在欢迎米老鼠和唐老鸭的回归。迪士尼公司（Walt Disney Company）已与法国政府签署一份合约，要在巴黎附近建造一座“欧版迪士尼乐园”。美国公司获得的这些极为有利的条款得到了法国官员的维护，他们的理由是这一乐园将会使巴黎地区成为“欧洲最吸引人的中心”。
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端，俄国人正在通过亲西方的年轻人和黑市商人引进美国的爵士乐、摇滚乐和消费至上观念。就连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运动也借用了美国的商业术语。他要重新构建的共产主义世界充满了“商业人士”，这些人能够找到“担保人”为他们的“合伙企业”提供“财务担保”，他们也打算与愿意提供“技术”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西方“合伙人”一起成立“合股公司”。
资本主义在全球高歌猛进的这种势头，标志着全球资本主义有着稳定的发展前景。如果说血缘社会与朝贡社会由于满足了人类当时的需要而主导了许多个千年，那么，以同样的标准来看，只有半个千年历史的现代资本主义仍处在它的婴儿阶段。在20世纪后半期，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生产力不足这一基本问题也已得到解决，从而使上述观点变得更加有力。每年，主要工业大国的领导人参加的经济峰会最为关心的已不是“全球短缺”（global scarcity）问题，而是“全球过剩”（global glut）问题。
资本主义带来的人类困境
不过在这里我们却遇到了当今时代的最大悖论——由于资本主义的大肆成功，它已在全球各地引起质疑和挑战。它的创新性能量达到了新的高度，相伴随的颠覆性能量也达到了新的高度，这种颠覆性能量已在世界各地暴露无遗。它表现在富国中的贫困问题，富人中的贫困问题，浪费自然资源而不以为意，破坏环境而同样不以为意，生活富足却普遍缺乏幸福感，人们并不担心未来，而是普遍担心人类究竟还有没有未来。
这种无处不在的悖论的直接根源就在于熊彼特几十年前指出的那种资本主义兼具创新性与颠覆性的运作方式。如今，当这两种因素的威力都已达到空前的高度时，问题就成了能否以新的物力和人力条件约束颠覆性因素而不损害创新性因素——能否找到一种高科技手段，既能为人类的长远需要服务，又不致造成危害。换句话说，全人类——不仅包括第一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第二世界的那些正在讨论是否必须与资本主义原则妥协，以解决其生产力水平持续不足问题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包括正在竭力探索摆脱其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依附地位的出路的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这一问题。
从历史中寻求答案
如果人类今天的困境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基本属于价值观困境的话，那么它就不是当今时代或当今社会的特有现象。任何伟大的宗教及其教诲都充满了有关价值观的教导。事实上，那些伟大的宗教崛起时的环境，与今天的主要环境有着重要的相似之处。大约两三千年以前，当那些宗教开始形成之际，当时的高科技也引起了生产力水平的极大进步，在某种程度上，其社会影响也与现在的情况十分相似。
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人类就已拥有类似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材料、交通工具和动力来源，他们发明出了字母表，铸造了硬币，还掌握了冶铁技术。后者使农民得以利用锋利而耐用的铁斧和铁犁突破江河和高原的限制，将农业扩展到了更广阔的地区。他们砍伐了过去石斧和木犁无可奈何的重重密林，把农业由黄河流域向南扩展，由印度河流域向东扩展，从中东向西扩展到中欧和北欧，向东扩展到伊朗高原。
农业疆域的急剧扩张使农产品的数量相应增加，此时的剩余产品刺激了贸易以及为日益增长的经济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工匠的产生。千百年来，欧亚大陆腹地的商路一直保持畅通，环绕欧亚大陆的海路——从北海到近东、从红海到印度、从印度到东南亚再到中国——也交织在一起。随着铸币的发明，取代了此前盛行的以物易物方式，使商业发展得更加迅速。最终的结果是促进了各地和跨地区的商业，相应地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使经济领域的专门化和生产率得到了全面提升。
经济领域的这些发展也相应地引起了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变革。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军事贵族崭露头角并四处侵略，此时则在许多地方被新兴的商人、手工业者和航海家所取代。随着商品的货币化，古老的部落社会也被改头换面。服务和效忠个人的观念也被市场观念所取代。部落酋长及其顾问小组和大会则被王国和帝国所取代。
新轴心时代的到来
这些发展在社会关系、政治活动、生活方式及谋生方式方面引起了深刻的变革。它们造成的破坏是如此全面，以致令人感到不安和不适，继而思考起人类存在的本质。人们开始探索灵魂——提出新问题，寻找新答案。思想家开始重新反思他们各自的传统，他们要么抛弃传统，要么使传统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的需要。诸如柏拉图和孔子这样的哲人以顾问和教师的身份周游列国，志在培养未来所需的政治家。
欧亚大陆各地（从中国到印度再到中东和地中海盆地）的知识分子都热切地探讨了一些前沿问题，包括理想政治的道德基础问题，社会秩序的职能问题，以及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和目的问题。各地由于历史传统和客观条件上的差异，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也各有不同，这些答案构成了公元前1000年内伟大的哲学、宗教和社会体系。所有这些体系的代言人：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巴勒斯坦的先知派（the prophets）、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rationalist philosophers），都出现在那个时期，这绝非偶然。
在一个充满社会动荡和道德混乱的时代，新宗教为人们提供了慰藉、安宁和指引，有时也能使人重获新生。它们可以提供救赎之道，即在来世得到永恒的赐福。它们把信众视为兄弟手足，不分男女、贫富、奴隶或自由人，都一视同仁。它们注重严格的道德操守，认为这是实现救赎的关键，从而对信徒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新哲学与新宗教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致人们把这几百年称作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axial period）。
鉴于今天的类似情况，人们推测20世纪后期将来也许会被视作新轴心时代，也是不无道理的事情。我们的技术革命及其社会反响可能更为深远，其范围波及全球，而非局限于欧亚大陆的某些地区。在现代通讯技术条件下，它所刺激和影响的人群之广，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所以，如果各个大陆再次出现新宗教、新哲学、新的社会运动以及新的领袖，应该不是偶然。正如原初的轴心时代那样，诸如政治、主义、传统、领袖这样的一些根本问题，都将受到挑战。在新轴心时代的进程中，所有的一切都将经受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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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何以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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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纲：人类历史的谱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