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释疏观》是近年来难得见到的好书，它不是阐释学著作，完全是原创性著作，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标志着人文著作向传统的回归乃是大势所趋。胡适的白话文运动的影响至今犹存，很多人认为今人不必写文言文、读文言文，这等于丢弃了国宝，丢弃了最珍贵的文化遗产。所以说保护国粹文言文的形势仍很严峻。王文元有些痛心疾首地说：“不妨与邻国日本做一下比较：日本的文言文是从中国舶来的，但在整体水平上，现在我们与日本在掌握文言文的写作技巧方面仍存在巨大差距，日本人至今仍然普遍用文言文书写新年贺卡与往来书信。日本民间的吟道同好会（吟唱汉诗的文化团体）会员竟然超过五百万。文言文究竟有什么魅力，让日本人念念不释？国人究竟因为什么弃国宝如弃敝屣？在现代化的当今社会文言文究竟还有什么用处？文言文与历史文化传统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文言文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这种现象只发生在东方吗？文言文在本土能够复兴吗？……读《儒道释疏观》可以廓清了以上种种疑惑，读者一定会因此而爱上文言文。”
王文元满腹经纶，他对文字和民族的命运有独到的见解，他说：华夏的文化有心，心就寓于文言文；华夏民族有心，心就寓于礼乐文教。文心与人心结合孕育出中华五千年辉煌灿烂的历史。诸子之一的扬雄将中国的文字比喻为“心画”甚为贴切，中国的经典都是用心绘制出来的，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灵物，本来此物只应天上有，上苍却赠给了我们的先人。我们的先人也没有辜负上苍的眷顾，将一个个字符小心翼翼地放到文言文中，奇迹出现了：字符活了，而且充满了敬天爱民、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情怀出于对上天好生之德的回报。中国人认为人类历史是“天生神物圣人则之”的历史，是“天地变化圣人效之”的历史，是“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的历史，是“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历史。总之，中国人紧跟着天，寸步不离。他们总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怀着“其亡，其亡，系于桑苞”的忧患意识，维护天的权威，祈求天保乂华夏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