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元对比了中国和其它古国在文字上的区别,他说:人类社会早期产生的文字,包括埃及的圣书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墨西哥的图画文字等早就淹没在历史之中不见了踪迹,即使偶尔挖掘出一些残破的庸器,也没有人认得。难怪语言学家们总是将语言文字比喻为一条河,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不能两次过同一条河。除去汉字,世界上也没有一种文字能够记录相隔千年的两个不同时代的历史。这些国家没有用固定文字记录的历史,只得权将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充作历史。有的国家还将《圣经》当做历史启蒙教材,让耶稣充当历史人物,对蒙童说我们民族的文明史始于耶稣。他们煽动中国人重新定义历史,以出土文物为历史的证据,他们自己却从来不去搜寻耶稣的遗物。
文元很是痛心。他说如此下去,中国的瑰宝将由非中国人来继承了。王文元认为当今的中国人当然不必都研究文言文,但应该粗通,只是应该有超过500万人喜欢古文。王文元多年来像一个呼唤传统文化的斗士,他写了多篇文章,到多个大学讲演。他很艰难,甚至连单位里一些人也因嫉妒而刻意贬低王文元。王文元对此不屑一顾,他认为宁可不为制造文化垃圾得不到课题费,也不能写那种从印刷厂拉出来几个月就被当做废品处理的书。他这本书是退休后得到北京市社科联的资助,而他在原单位很难通过。有人也劝过他,主管学术的院长可以把比他小20岁的女工人调到编辑部升为正科,这里还能有什么公平。王文元在退休数年其著作在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后很快售罄又加印5000册,而挤兑他的人退休后根本无人理睬。祝贺文元!正在拜读大作《儒道释疏观》,边读边在感叹,如此文言文功底,当今能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