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和农业利益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年到1978年,乡村的发展实现了一些功能,保障国家工业体系的构建、承接城镇人口的转移、解决全国城乡居民的温饱问题。这次功能实现靠的就是我们的积累机制和统筹机制,而这二者是靠政策合一来实现的。在政策合一的组织化模式下,我们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乡村道路、农村社会事业都有发展,而城乡差距还没有现在这么大。问题则在于农民没有经营自主权,分配上的平均问题;农业结构以粮棉为主,围湖造田、毁林造田、毁草造田,自然生态遭到破坏;农民就业限于农业,发展空间小,收入水平明显不高。
1979年到世纪之交,主要通过包产到户和乡村治理来解决经营自主权和分配问题,通过结构调整解决农业结构单一化的问题,通过生态工程退耕还林还草来解决自然生态破坏的问题,至于农民就业问题,农民工群体出现。这一阶段的问题在哪儿?农业、农村、农民发展了,但是城乡的差距在拉大。有句话叫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城市像欧洲。农民有权了,但依然没有能力实现其权益,比如打官司,你没有钱就请不起律师。资源单向地向城市流动,城乡基础设施、社会事业、收入差距拉大,农村聚集资源的能力弱,空心化问题产生。问题的根源就出在我们内生发展能力比较弱,什么事都靠政府,这一点没有改变。
我认为,我们工业化的进程决定了我们乡村政策和治理,此外历史逻辑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制度里,农业资本很难向工业资本转移。还有就是我们乡村的发展支撑整个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我们乡村发展的难题,就是尽管有了新农村,但是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十九大提出这个振兴战略,就是要把乡村发展放入工业化的视角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