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段文字千差万别,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愚蠢的总是女人。
只要智力正常,没有哪个读者会忽略毛姆对女性的不屑一顾。但我们却很难怪罪于他——毕竟,谁好意思完全否认呢?
毛姆的不客气并不止针对女性,他对人性、生活也不抱希望。他早就表明自己“更倾向于指望人们作恶而不是为善”。毛姆的真实人生比他的小说主人公还要凄惨数倍。尽管出生在上流社会,但打击接二连三。他幼年便失去父母,一生都将母亲的照片放在床边。当他到了英国之后,又因为种种不适应导致严重的口吃,这一切只得把他打造成一个不受欢迎的边缘人,但也给了他审视周遭世界的绝佳契机:“我那时还不了解人性多么矛盾,我不知道真挚中含有多少做作,高尚中蕴藏着多少卑鄙,或者,即使在邪恶里也找得着美德。”
恰佩克——“一个园丁最不可或缺的植物,就是目前他花园里没有的。”
匪夷所思的是,毒舌作家的清单中几乎看不见捷克人卡雷尔·恰佩克的身影——与毛姆及王尔德比起来,他显然并不刻薄:他的毒舌更多的是一种令人愉悦的诙谐和轻松。
很多人把这个和可爱鼹鼠来自同一个东欧小国的作家抛之脑后,但如果仔细阅读《园丁的十二个月》,一准会爱上园艺这门倒霉的艺术。
“如果园丁是打从创世之初开始,通过物竞天择演化而成的话,那么他们今天可能会发展成某种无脊椎动物。毕竟,园丁要背部干吗?……园丁通常都是背部朝上;脚和手伸展开来,头则藏在两膝间的某处,就像是在分娩的母马……当你看见他时,他很少有超过一米高的。”
在恰佩克眼中,园丁滑稽又贪婪,他们极尽人生之一切可能,不过是为了有一个没有任何遗憾的园子。但园丁所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天气,不是缺乏买种子的资金,更不是地头上已经没有任何可供种植的闲地,而是女人。即便园丁们苦苦哀求,他们也休想把心爱的植物摆在室内的窗户边,因为“蠢女人坚称——窗户是为了通风才安装的”。
尽管这些作家在洞察人性方面有令人赞叹的天赋,但从未有人将带有明显毒舌倾向的作家归结为“伟大的”“具有永恒意义”式的人物。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里承认,“作家关心的是了解人性,而不是判断人性”。让人遗憾的是,道德或多或少被忽略掉了,变得有些无足轻重。但无论如何,刻薄仍属于某种尚未被升华的原始情感——任何人,即使不接受任何文明和教育的洗礼照样能轻松拥有。从某种程度而言,毒舌比悲悯来得容易得多,但离伟大就比较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