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突然离世刺激我思考他的人生，他对我以及他在中国的学生、同事、友人的意义。
陆谷孙在中国为人所知是作为才华横溢、卓尔不群的英语文学研究者，他对英语在英国和北美之变化的熟悉程度，就连在欧洲或北美的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也难以望其项背。这当然有助于他将英语经典和当代作品译成典雅的汉语，以及编纂那部在中国被誉为最佳品质的《英汉大词典》。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他选择翻译的作品从品质到口碑有天壤之别，既有莎士比亚，也有烂书（他用英文说的“potboilers”，其他人可能会叫“机场文学”）。我知道他翻译文学价值不那么高的书并不是为了钱，而是因为不少“烂书”里包含了他所钟爱的那门外语中的一些最“鲜活”的表达。出于这种目的，陆谷孙教我阅读并学会欣赏我母语中的许多作品——之前我想也不想就会轻易斥之为“低级趣味”的那些书。他晚年还翻译了都德用法语写的短篇小说选，为了纪念他的父亲——一位解放前在宁波的蒸汽船商人，他十分钟情于法语世界，曾经很想把都德译成中文。
陆先生在英语研究上取得的成就在某些方面看有些反讽，有些分心，不光是因为他敬爱的父亲能够读写优美的法语，而是因为陆谷孙更大的成就在于他对中文的杰出把握。事实上，我记忆中这是陆先生最坚持也最反直觉的教诲。他常说：“要当好翻译，中文要很好；很多翻译家的外语非常好，不过他们中文不行。”陆谷孙这样说不光是因为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渴望当“假洋鬼子”，总是想在说外语或外国文化方面有所表演，感觉他们能用外部世界的神秘语词与之交流；陆谷孙坚信不管是谁希望反映在另一种语言中的任何文学或经验，或是表达另一种经验，都有道德上的义务去最大程度理解目的语的复杂微妙，不然会模糊原作的涵义，甚至对译者的母语和文化产生伤害。我和陆谷孙都很崇拜钱锺书，时常一起读钱著，钱锺书当然精通法语、德语和英语文学，但是精通中国古典文学、近代文学以及中国智识传统令他的生平、著述更显不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