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谷孙和钱锺书有些共同点：他们都谦逊、善良，都有淘气的幽默感，都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了私下和公开的正直。
陆谷孙在他那一代改革开放后的知识分子里相当突出，对学生和前来求教的人非常耐心，没有纡尊降贵的态度，他觉得每个对话者都能贡献些有价值的东西，甚至常常与人谈到深夜。他去世前，正是在和学生深夜电话长谈时突发大面积脑溢血。
陆先生的善心有目共睹。我曾亲见他帮助我的一位密友度过难关，那位友人在八十年代的中国经历了当时还很罕见的公开离婚。多年来他给足了我面子，只和我说中文，其实他的中文和英文比我都要好！他同另外两位我十分敬爱的前辈学者也很要好，他们1930年代分别从剑桥大学和史密斯学院回到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和文化大革命。陆谷孙花时间陪他们聊天、帮助他们排解郁气。做这些事情并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事业机遇，他全是出于爱心和人道，关心那些被无辜卷入历史巨轮的人。
在我们相处的时光中，我常常陶醉于陆谷孙的睿智和幽默，他的幽默总是自嘲的，揭示人性的共同弱点而不是贬低他人。我记得在上海参加了他的五十五岁生日晚餐，被介绍给了一群比他年长的男性学者，他们每月举办一次文学沙龙碰头会。我肃然起敬，问这些文学学术大咖在聚会上讨论些什么深奥的话题：宋词，莎士比亚悲剧，红楼梦，钱锺书的文章，梁实秋的散文，胡适的价值？……陆谷孙看看同事，又隔着眼镜看看我，停了一会儿，眼神闪烁面带坏笑，用清楚直接的英文说：“sex.”其他老先生拼命点头，然后大家倒在椅子里开怀大笑。
现代中国的历史极端复杂，时常要求个人做出艰难的选择。在陆谷孙身上，我见证了一个生活在新中国，将正直人品置于一切之上的人——不论是私人生活、事业发展、智性追求还是政治认同。我从未见过他为了个人发展或保全自己而公开发表违心言论，虽然这是很常见的权宜做法。我所知道的，是有领导人曾经在香港见过陆谷孙，并请他考虑出任复旦校长（虽然他不是党员）。陆谷孙坚决拒绝了领导中国顶尖大学的机会，因为这样的职位与他个人的自主可能会产生矛盾。起先我以为这一姿态是陆谷孙和他夫人林智玲的父母经历过“文革”的结果，但现在我理解这反映了他心灵的更深处——他是追求终极自由的“知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