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在接触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后，很多人觉得中国没有哲学，即使有也只是准哲学，或者说只有具体的哲学如政治哲学、伦理哲学、历史哲学等。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待？答案的关键在于，我们是站在哪个角度。
形而上与形而下，是贯通的还是分离的，这是中西哲学乃至中西文化的一个关键性差别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位美国的军事学家到我国的驻美大使馆访问，问武官在军校里读些什么书，读不读《孙子兵法》？我们的武官说，《孙子兵法》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经典，但是已经不太适应现代战争，我们需要学习西方理论。谁知这位美国人说，你们把《孙子兵法》读懂了，我们这些著作都可以不读。于是他分析了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孙子兵法》的差异，指出，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是理想主义的绝对论，是要把敌人彻底消灭掉，而《孙子兵法》则是现实主义的中庸之道，在现实中可以有各种变通的方法，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我认为，这个对比不仅是军事思想的对比，也是整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比：西方文化是理想主义的绝对观念，中国文化则是现实主义的中庸思想。
西方文化的传统，不论是哲学，还是近代兴起的实证科学，都是面对千差万别变动的现象世界，追求背后的本质或本原，追求现实之外的永恒、普遍、统一的真理。这是一种二元分离乃至对立的取向，本质与现象、本原与现实因为对立而无法统一。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取向会转变成对标准的追求，认为只有建立了一个可定义、普适化、可操作的标准，才把握了事物的本质。用标准来规范个体，常常会导致个体差异被抹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