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认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才是哲学并以此为标准来看，中国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没有脱离形而下的纯理性思索，所以，中国也就没有哲学。但是，哲学并不就等于形而上学。中国文化的传统从不把现象与本质、形而上与形而下割裂开。《周易》讲的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在名义上虽然可以分开，但在现实中是无法分开的。“道”不离“器”，“器”不离“道”。这个特点也可以用宋明理学的范畴来说明。宋明理学有丰富的逻辑分析，理学家在形而上层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理”和“气”同样是不可分离的。朱熹就认为，“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在作理论分析时必须区别“理”和“气”，但在现实世界中，“理”和“气”是融为一体的。
《论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子游说子夏的学生在洒扫、应对、进退等日常举止上是可以的，但这些都是枝节，根本的道理却没有传授。子夏听说了以后，大不以为然：不从人伦日用入手，怎么能认识天道性命呢？理学家对子夏的话非常推崇，认为“圣人之道，更无精粗，从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又说“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真正的道理无所不在，道就在人伦日用中，不是离开现实另外有个道。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就是常道，要重在从人伦日用中去体悟，这就很好地贯通了道与器。形而上与形而下，是贯通的还是分离的，这是中西哲学乃至中西文化的一个关键性差别。
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解读中国哲学，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哲学自身的特性，结果往往是在解构中国文化
有人说中国文化缺乏逻辑，要有也就是先秦名家有一点。这就让人奇怪了，逻辑和语言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逻辑怎么说话？中国人有自己的逻辑，有自己说话的一套规则。汉语是语境逻辑，是在一定语境次序中决定这个词的词性和含义，而不是脱离了语境去抽象地分析某个词，也不是脱离了语境、形式化地由大小前提得出结论。如果认为逻辑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那么，就会觉得中国没有逻辑。可是，中国人几千年说话都是颠三倒四的吗？中国有中国自己的逻辑，只是我们没有挖掘出来，或者说，因为西方人没有认识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