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洛城邙山下，勘探陇海铁路，古墓中发现三彩器物，以晦气为由毁之。1905年，修建洛阳至开封铁路，古墓中发现的三彩器物被文物贩子运至北京琉璃厂古玩市场，无人问津。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古玩店的角落里，国学大师王国维和罗振玉慧眼识宝，引得中外收藏者始竞相收购，自此，中国陶瓷史上的瑰宝——唐代三彩釉陶器蜚声中外，大放异彩。
盛唐出华彩，因常用黄、白、绿三色为基本色， 得名“唐三彩”。唐三彩主要分布在长安和洛阳两地，在长安的称西窑，在洛阳的则称东窑。因唐代盛行厚葬，达官贵族常将喜爱的‘三彩’器随葬，平民效仿，使其逐渐发展为冥器常用品，实则，早于南北朝时期，三彩陶器已经广泛应用于生活。
常见的出土唐三彩陶器有三彩马、骆驼、仕女、乐伎俑、胡佣、枕头等。其中的三彩骆驼，或背载丝绸，或驮着乐队，仰首嘶鸣，身旁的骆俑则是赤髯碧眼，身穿窄袖衫，头戴翻檐帽的胡人形象，二者共同绘就成一幅典型的“丝绸之路”画卷。
虽然当下对于唐三彩与丝绸之路关系的讨论基本上还很少，但唐三彩极富代表性的题材和造型，生动地展示了大唐王朝在丝绸之路上与各大外来文明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了一个民族处于生命力旺盛阶段所洋溢出的蓬勃朝气和高度自信。
唐代重新畅通了自长安经河西走廊、新疆、中亚直到地中海东岸数千公里的“丝绸之路”，曾与多个国家和地区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国人来到长安进行贸易、求学，对他们生活习惯、性格特征的深入观察和了解，也使得唐三彩中出现了很多异域的胡俑形象，他们大多深目高鼻，头戴尖顶帽身穿翻领衣，或抱着西域乐器或牵着鸣驼骏马，是唐王朝对外频繁交往的真实写照。
唐三彩中的生活用具也非常丰富，在造型上不仅借鉴了传统金银器、铜器式样，更是广泛汲取波斯和阿拉伯国家日常银器及宗教神器中的造型特点，如凤头水注、狮形杯等新颖的形制，造型含蓄饱满，生动挺拔，饱含着西域风情。
占据唐三彩很大比例的还有动物俑，品种不仅有常见的马、牛，还有骆驼、狮子、鹰等等。动物俑中最为传神的当属骏马和骆驼的形象，唐人爱马，马在社会生活拥有突出的地位，民间的生产劳动、繁忙的商业交通都离不开马。但骆驼在关中与中原地区并不常见，史书中也很少记载。这些频频出现的骆驼，或与各类马俑人俑相组合，或由胡人牵引，满载货物、用具，不能不令人联想到古代的中外交通。
实际上，骆驼的生理特征与“丝绸之路”上的地理环境以及西域胡人的独特文化习俗，共同构成了“丝绸之路”上一道靓丽的画卷——骆驼性情温顺而执拗，耐力坚韧又顽强，能在炎炎烈日、水干草枯时找到生命之水，还能在漫漫黄沙、逆风飞扬中找到归路，被誉为“沙漠之舟”，在古代丝绸之路商队贸易乃至政治军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因为此，唐三彩中千姿百态的骆驼形象，也被人们喻为丝绸古路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和历史见证。
数千年来，正是这些骆驼在西域沙漠中像凌波劈涛的航船，接受人类的使命，用坚毅的脚掌踏出了一条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蕴育出了以“胡汉”相融为特色的汉唐文化，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
大唐丝绸之路，承载着千年古史，编织着四方文明。在沙漠、草原、高山之间，伴着羌笛声和胡旋舞，大漠行旅往来中西，走出了一条传载千年的文明之路。而唐三彩，是泥与火淬炼的结晶，承载并记录着过往丝路上的艰难险阻与文化上的繁荣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