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核桃的壳壳里照灯盏，
没一滴油，
头发细的些捻子；
我维的阿哥是脸皮软，
开不下口，
芝麻大的些胆子。
男：煮牛的大锅里照灯盏，
你有了油，
我有个缸壮的捻子；
墙又高来门又严，
你开个口，
我有个天大的胆子！
这种改动，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将含蓄与幽默紧密结合，增强了生动性和形象性，是很成功的。像这类创造性的拓展与创新，完全符合原创性的要求，也是花儿生命力不断延续的内因，理应充分加以肯定和保护。
这里，我还要强调一点：大力保护花儿的传承主体——民间歌手，抢救、保护和传承原创性的花儿音乐及唱词，保护花儿会这种在全球极为罕见的民间传统文化空间，是一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保存有价值的历史文化记忆的重大国际义务。各地文化部门应当遵照从今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各项要求常抓不懈，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另一方面，我们的音乐家、歌词作家和戏剧家，也应当在深知和把握传统花儿“优质基因”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和再创作，拿出具有浓郁花儿韵味的好作品，以便在更大范围推广。被誉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先生所改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西部民歌，如《达坂城的姑娘》、《阿拉木汗》、《掀起你的盖头来》、《在那遥远的地方》等，没有一首是严格意义上的“原汁原味”的民歌，词曲都经过了他的再创作，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如他自己所说：“目前图书馆里，可以翻出成千上万的各族民歌，但只有极少数能在世上广为流传。其原因除了动人的文学（唱词）和美的旋律之外，还要加上一个高度艺术的灵犀‘一点’，这‘一点’我认为就是改编者的创作。”（见《人民音乐》1995年第六期）我们可以把这个“灵犀一点”叫做灵感、顿悟，但这个“灵犀一点”却是有前提的，如果没有对一定民族音乐元素的准确把握，没有对一定民族民歌旋法、曲式结构和节奏特征的高度熟悉，没有对一定民族民间音乐风格的深刻认知，就必然“点”不出什么名堂。再比如，创作了《翻身道情》、《新疆好》、《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祖国颂》等著名歌曲曲谱和给电影《阿诗玛》谱曲的杰出民族音乐家刘炽曾说：“民间音乐，已经长成了我身上的肉。”“我的很多作品都用了大跳，就是跨度比较大，至少一个八度以上，特别有效果，这就是从蒙古民歌中学来的。”著名电影音乐家雷振邦为《刘三姐》、《芦笙恋歌》、《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所谱的曲子都是脍炙人口的，他认为，民歌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而要有艺术的提炼和加工。他说：“只有在大量占有当地民族民间音乐资料的情况下，你才有可能提炼出它们里头的精华成分来，加上自己对剧本和主题的理解，才有可能创作出符合当前人们审美习惯同时又具有传统美感的具有生命力的音乐作品来。”王洛宾、刘炽和雷振邦对民歌的一往深情和在改编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深厚音乐素养和功底，是值得当今的音乐工作者学习的，我们的时代呼唤有更多的民族音乐家出现。在我看来，保护花儿的原创性和音乐家们在花儿音乐基础上的再创作，虽然是目的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但却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前者是活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后者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和提高、普及和推广花儿的需要（亦即“合理利用”的一个方面），即所谓“车走车路，马走马路”，两者各有其不同的任务和操作方法，不应该相互干扰。
总之，我觉得要使花儿真正得到活态存续、传承和保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充分体现花儿浓郁韵味的、高质量的改编和再创作就是其中之一。那种把保护与创新完全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主张，是肤浅的、过时的。对于“从遗产到资源创新是更深刻、更持久、更重要的保护手段”这一命题，我们大家都有必要认真加以思考和解读。优秀的改编和再创作，必将大大有利于花儿的普及、推广与提高，使这种民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2010年6月30日初稿
2011年5月28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