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重印后畅销一时。钱钟书亲笔签名赠送李健吾新版《围城》。李健吾对钱钟书的有关删改未曾留意或者不以为意。当时许多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评价。1981年3月号《文艺报》刊发了李健吾的《重读〈围城〉》。李健吾以“有如故友重逢，握手言欢，又惊又喜”的心情，以好友话家常的口吻回忆了他与钱钟书杨绛夫妇的交往，并对《围城》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
手里捧着《围城》，不禁感慨系之。这是一部讽刺小说，我是最早有幸读者中的一个。我当时随着西谛(郑振铎)编辑《文艺复兴》，刊物以发表这部新《儒林外史》为荣。
我们面对这他的小说，又惊又喜……是一个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他多关心世道人心啊。
这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各种知识分子的画像……而作者清词妙语，心织舌耕，处处皆成文章。
《重读〈围城〉》文字优美精练，文笔清新流畅，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散文家、编辑家吴泰昌曾在《听李健吾谈〈围城〉》一文中表示，著名美学家、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和吴组缃都对李健吾的评论表示赞赏。《重读〈围城〉》后被收入多部有关研究钱钟书和《围城》的专集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帮助读者认识作者作品、提升钱钟书的文学声誉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
《围城》之后遗失的小说《百合心》的创作极有可能与李健吾等友人的鼓励有关。钱钟书的《围城》及散文等创作具有较为浓厚的法国文学基因，作者也毫不掩饰《围城》的书名、主题、意象皆主要来源于法国谚语。从《围城》的文学风格及钱钟书《重印前记》的自述来看，《围城》及后来遗失的《百合心》的创作相当程度上受到福楼拜特别是其《包法利夫人》及《情感教育》的影响。从某种角度审视，《围城》何尝不是中国式情感的形象图解和别样的“情感教育”！在《谈艺录》出版(1948年6月)后，钱钟书“抽空又写长篇小说，命名《百合心》，也脱胎于法文成语(Le coeur d′artichaut)，中心人物是一个女角，大约已写了两万字”(《〈围城〉重印前记》)。这句法文成语的意思是多情善变、总是轻易爱上别人而受伤，亦含朝三暮四之贬义。这与《包法利夫人》的主角何其相似乃尔！《百合心》创作的时段，正是李健吾与钱钟书同在暨大任教的时期，交往频繁密切。从钱钟书杨绛留学法国时对《包法利夫人》长达一年的研读，从钱钟书为李健吾的译本找到的一条注释，从“百合心”的意象、书名和女主角的设计来看，确实不无“脱胎”于《包法利夫人》的痕迹。这一点似从未或较少被人留意过，但确实值得探究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