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已在暨南大学教书的钱钟书介绍李健吾再次回到暨大外语系教书，两人皆为妙语连珠、名震一时的名师。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学研究所期间，特别是同住一栋大楼后，因为李健吾有丰富的外文藏书，钱钟书常来借书阅读。他们与朱光潜、蔡仪等名家同任《孤岛文艺理论译丛》编委，共同参与了多个主题专辑的选题研究，钱钟书还为巴尔扎克专集翻译了左拉的有关评论等。
《围城》的影响与李健吾
众所周知，郑振铎是发表《围城》的功臣。其实李健吾亦功不可没。抗战胜利后，举目全国，文艺刊物少得可怜。《文艺复兴》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家大型文学刊物，而实际的编辑就是郑西谛(郑振铎)、李健吾二人。大体的分工，李健吾负责创作稿件，郑振铎负责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一类稿件。刊物的封面，都是李健吾设计的。郑、李都与钱钟书杨绛夫妇相熟，知道钱钟书正在写小说《围城》，就商定从创刊号起用一年的篇幅连载完这部长篇。然而在创刊号组版时，钱钟书却以来不及抄写为由，要求延一期发表。同时，他拿来短篇小说《猫》。这样，《文艺复兴》的创刊号发表《猫》，也发表了杨绛的短篇小说《ROMANESSQUE》，夫妻二人同在这个大型文学刊物上出现颇令世人刮目。同时在“下期要目预告”中，将钱钟书的《围城》(长篇)在头条予以公布。这样，《围城》从1946年2月出版的《文艺复兴》一卷二期上开始连载，李健吾在《编余》中以欣喜的心情特别向读者推荐：“可喜的是……钱钟书先生学贯中西，载誉士林，他第一次从事于长篇制作，我们欣喜首先能以向读者介绍。”这简短的几句话是有关《围城》最早的评介文字。
《围城》是在未全部完稿时即开始在《文艺复兴》上连载的。颇为有趣的是，钱钟书在《围城》第七章中竟然不无兴味地以戏谑而写实的笔触，在相亲的恋人间调侃地提到了李健吾30年代产生很大影响、深受观众喜爱的喜剧代表作《这不过是春天》。以钱钟书的脾性和眼界，能入他法眼且写入他“锱铢积累地写完”(《〈围城〉序》)的小说，这当然是一种肯定乃至赞赏。在《文艺复兴》1947年1月出版的二卷六期续完小说的同时发表了《〈围城〉序》。单行本于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作为“晨光文学丛书”之一出版。《围城》初版时，为配合单行本小说发行，5月1日刊行的《文艺复兴》第3卷第3期封底刊载了《围城》的图书广告：“这部长篇小说去年在《文艺复兴》连载时，立刻引起广大的注意和爱好。人物和对话的生动，心理描写的细腻，人情世态观察的深刻，由作者那支特具清新辛辣的文笔，写得饱满而妥适。零星片断，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说的气氛却是悲凉而又愤郁。故事的引人入胜，每个《文艺复兴》的读者都能作证的。”李健吾参与了这段文字的推敲写定。《围城》出版后很受欢迎，1948年9月再版，1949年3月三版。不满四十的钱钟书由此赢得文学盛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