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对《围城》是很推崇的。在《围城》连载期间，他与郑振铎都听到文艺界一些人的好评，曾计划在小说连载完毕出书时，约请著名作家柯灵、吴组缃等撰文评论以扩大影响，并已专门写信向在南京的吴组缃约稿。他作为首发责编，“欣喜”于能先睹为快，以他对作者的了解和熟识，以他作为评论家“刘西渭”的手眼和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和把握的“快马”速度和形象，未尝没有自己动手撰写评论的设想。但一则他改编的讽刺喜剧《女人与和平》上演引起左派文化人的批评论战，影响了他的心绪；二则文坛对《围城》的评价也非预想的一片好评，甚而出现了讥讽作者是“态度傲慢，俨然以上帝自居”的“帮闲文人”、《围城》如“香粉铺”“春宫画”的激烈批评，加之时局也急剧变化，刊物面临停刊之虞，李健吾与郑振铎原来组稿评论的计划自然也无疾而终。
《围城》的余响与李健吾
白云苍狗，孰料《围城》此后竟然三十余年未得重印。直到1980年11月才得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并因被改编成同名电视连续剧产生了极大影响。钱钟书的文学声誉如日中天，加之此前后出版的《管锥编》、再版的《宋诗选注》等，全面奠定和提升了钱钟书作为一代文学、文化大师的社会盛誉和地位。
钱钟书向来“不很爱惜旧作”，颇悔少作且喜不断删改。他“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尽管他自称是“有节制地”修改、修订、校正，但据研究者考辨，钱钟书对《围城》做过的修改达三千多处。1991年某出版社因出《〈围城〉汇校本》还引起钱杨先生的反感，引发一场版权官司和文坛争论。钱钟书对重版的《围城》做的修改至少两处与李健吾直接有关。一处是第七章中相亲宴上有一句这样的修改：她(范懿)向他(赵辛楣)讲解说“李健吾”并非曹禺用的化名，而是“另有其人”(后又将“另”改定为“真”)，并在页末加注：“《这不过是春天》是李健吾的剧本，在上海公演过。”另一个较为重大的修改是：钱钟书在《重印前记》中特别删除了初版《〈围城〉序》中的这一节：“承郑西谛李健吾两先生允许这本书占去《文艺复兴》里许多篇幅……并此致谢。”同时特别说明：“《序》里删去一节，这一节原是郑西谛先生要我添进去的。”英译本也刻意“省去了”这一节。杨绛是鼓励钱钟书从事《围城》创作并甘做“灶下婢”的，“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所以她“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杨绛先生后来写了《记钱钟书与〈围城〉》)。而郑振铎与李健吾是《围城》得以问世并为钱钟书赢得甚高文学声誉的主角。故重印《序》中保留对“杨绛女士”的感谢情理之中，而特意删去对郑振铎李健吾的“致谢”，于情于理，颇难索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