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的理念与从政的目的，希望通过持之以恒的工作，与民以“信”
在康熙看来，知县在面对民众遭受侵扰甚至破家的危难时，应该有慈念之心，让他们少受官衙诉讼之累，即使已经累及词讼，也应该及早结案，使之不伤元气，而无愧于“父母官”之称，不要成为谚语所云的“破家县令”，提示州县官应该怀有的警醒意识。道光年间，曾先后任元和县知县、川沙厅知事的山阴人何士祁，讲述了其在衙门日常办公的一般情形：“冬春辰初、夏秋卯初，必发二梆，然后至签押房，阅视上日所送片稿及批词、公文、禀信、稿件。饭后看审案卷籍。未刻发二梆，审理堂事。晚则查核账簿，标记刑名、钱谷簿，查看门簿。或无堂事，则与幕友酌商地方事宜，或考订律例，或检阅史传，或赴市廖村野以察民风。……与民约者，尤在必信。……刻刻振作，犹恐有失。”何氏讲述自己日常从政安排的同时，似乎也在显示其为官的理念与从政的目的，并希望通过这样持之以恒的工作，与民以“信”。
在民众的心目中，州县官本是老百姓的依靠，是“父母”，是亲民之官，“为一州则一州之民生所属，为一县则一县之民生所属”，应该“事事裁决精当，而后上之道府，达于院司”。这也是王朝统治者对他们的期望： “一个衙门一个官，在朝廷本意，原是叫他们替百姓判断曲直，调处是非。”
“衙内多一日宴乐，外间即多一日愁苦”
尽管官吏群体的薪俸比较低微，但许多官吏仍希望厉行节俭，有人还表示“衙内多一日宴乐，外间即多一日愁苦”，意义十分深刻。但不良州县行政的事例实在不少，多因“知县不能约束书吏，致酿重案”。所以州县官的操守，在地方政治生活中就显得意义重大了。成化五年，长洲知县余金到任后，“群吏以其儒者，颇易之，作奸如故。公以理教戒，率者居半，因稍加惩艾，即皆改行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