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尚眼中的晚清佛教界：喝酒吃肉抽鸦片

日本僧人小栗栖香顶 资料图

引言：晚清时期的中国佛教，已陷入完全的衰败期。日本佛教界人士自明治维新之后，就开始向中国进行传教，企图恢复中国唐代佛教盛况。考察这一事件，可以从一个侧面管窥到甲午战争前后中日之间的民间的社会和思想交往。

公元1876年（清光绪二年），曾经在北京学习过一年汉语和喇嘛教的日本净土真宗大谷派僧人小栗栖香顶向他所属的东本愿寺提出到中国开教的申请，经日本政府同意，到上海传播日本真宗思想。这是中国内地所建的第一所日本寺庙别院，属于东本愿寺。

几乎就在同时，被后人称为近代中国“昌明佛法第一导师”的杨文会，从上海的日本僧人松本那里听说，在英国有日本“真宗高士”在寻求佛教经典的本源。于是他在出使英国的时候，亲自向这位名叫南条文雄的日本人请教问题。

以此为契机，开启了近代中日佛学界长达数十年的交流。

日本僧人为何期望来到中国弘扬佛法？

中国的佛教自从清代入主中原以来，就处在一种任其自由发展的地步。再加上之后皇帝宣布取消度牒制度和考试制度，失去管束的佛教界开始彻底堕落下去。

小栗栖香顶来中国传教的初衷是期望可以挽救中国佛教衰颓的局面。他在1873年第一次来到中国时，就体会到中国佛教界已经日渐消靡。小栗栖香顶指出，当时的中国佛教界已经纪律松懈、贪图利益和佛理不通。

他在《北京游纪》里记载他去天津大悲院的见闻，“僧二人在佛殿前，就桌子，相对吃鱼肉。吃了，主僧禅法引接”。之后他来到高僧的房间，打算与其攀谈。这位僧人“床上放着两个枕头，点着小玻璃灯，把鸦片让与我吃，我曰：‘不会吃。’”

正是中国寺院已经糜烂到这样的地步之下，日本的僧人开始主动来动中国进行传教。虽然这里面有些人是以此宗教身份来进行军事战略工作，但大部分的宗教僧侣还是希望能够通过纯化中国佛教来增强中国的力量，以报答中国对日本的文化传承之恩。

小栗栖香顶在1874年返回日本的时候，他向日本政府不仅报告了日本僧伽在中国传教的可能性，也报告了可以联合中、日、印的佛教徒促进世界佛教的复兴，建立一个大的佛教联盟，以此来保护东亚国家免受欧美人的欺凌。

中国人对日本佛教的反应

虽然日本人开始在中国积极建立日本寺庙并宣传日本佛教，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的这一举动并无反感之处。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日本佛教比中国佛教强出许多。他们在梳理日本明治维新何以能够成功，一个蕞尔小国何以打败泱泱中华帝国的时候，发现了佛教在其中的贡献。如宋恕就在给他的老师俞樾的信里感慨，日本佛教“宗分十四，论师辈出，依然萧、李时代”。民国时期的四大高僧之一的太虚也曾说过：“日本勃兴，实佛教为原动力。”

于是，中国的宗教界人士和知识阶层开始积极广泛地向日本佛教界进行学习。试图将自己的国家拯救于水火之中的想法，使不少士人对日本的迅速强大产生了艳羡之心，艳羡之心则使不少士人对日本的佛教也有了爱屋及乌的好感，看看东邻，反观自己，有人感叹万分地说：“今之日本，文明之度胜中国，非但亿兆之与一比例也”，他们叹息：“日人之评中国曰：‘文明早已过去，六经早已扫地之国'，见鄙薄如此，真可怜矣”，于是，他们透过强大起来的日本看日本的佛教，错以为日本的佛教促成了一个崭新的日本，那么，中国像日本一样提倡佛教也可以塑造出一个强大的中国来。读当时人的日记笔记游记，我们发现，一个又一个的文人到东邻时，都要问一问佛教的事情，其实，一半是在那里寻一寻失落的旧梦，追忆往时的“萧李时代”，一半是在那里探一探新兴的风向，在这里觅一个复兴的途径。

蔡元培：中国僧人当娶妻以通心里

即使到了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之后，这种学习的劲头不减反增。在1900年，蔡元培读了日本僧人井上圆了的著作后，大发感叹，认为中国的佛教应该仿照日本东本愿寺的规章制度来改造中国佛教，他写下了著名的《佛教护国论》，在其中他认为可以让中国僧人吃肉增强体质，甚至可以娶妻以通心里。之前中国士绅和宗教界最看不起日本僧人可以娶老婆，此刻却也被中国文人当做了日本得以富强的基础。这在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当时中国人对于日本是怎样的一种崇敬心理。

在这种思维的驱遣下，在1905年的杭州，甚至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庙产风波”。这场风波的的经过究竟如何，究竟对当时的中日两国产生了什么影响，且听下回分解。

参考文献：

葛兆光《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霍姆斯·维慈《中国佛教的复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小栗栖香顶《北京纪事·北京纪游》，中华书局2008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