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炜：如何看待近年来的“宋史热”？(4)

“不能将唐宋变化等同于唐宋变革。”

新京报：你认为“唐宋变革”是客观存在的，但你说这个概念现在已经被泛化了，变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那你觉得“唐宋变革”这个概念应该具体限制在哪些方面？“唐宋变革论”对我们理解中国历史有什么样的意义？ 

张邦炜：侯外庐先生1959年发表《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一文，胡如雷先生次年又刊出《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一文。我在读过这两篇论文后，已信从唐宋变革论，因而自称较为固执的唐宋变革论者。侯、胡二先生的论文对我们认知中国历史颇有助益，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历史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所发展，并呈现出阶段性。对于传统社会长期停滞，周而复始一说，不能作绝对化理解。

1963年《宫崎市定论文选集》翻译出版，我才知道日本学界也有唐宋变革论。此书从正反两个方面加深了我对唐宋变革论的认知。但我赞同的不是日本学者的主张，而是侯、胡二先生等中国学者的见解。我认为，东京大学派的宋代封建论和京都大学派的宋代近世说，各走极端，均不足取。宫崎市定的《从部曲从佃户》，题目很好。但其将佃户解释为自由佃农不妥，宋代的佃农只是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减轻而已。

《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两册）》，[日]宫崎市定著，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商务印书馆，1963（上册）1965（下册）。

“唐宋变革”体现在哪些方面？胡如雷先生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第二十章《中国封建史前期、后期的划分及社会发展的巨大变革》中有比较具体的论述。诸如土地制度，唐代以前国有土地较多，宋代减少，不可能再推行占田制、均田制；赋役制度，其征收摊派方式从重人轻地转向重地轻人；产权深化，土地占有者的称呼由“豪民”、“兼并之家”到“公然号称田主”，等等。

漆侠先生作为唐宋变革论者，将唐宋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简要地概括为从庄园农奴制到以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至于政治制度，则是从门阀政治到文官政治。唐代处于过渡期，系半门阀半文官政治。王曾瑜先生所说“从门第到有出身、无出身”，按照我的理解，即是对唐宋政治制度演进的概括。这一现象也可称为从“尚姓”即崇尚门阀到“尚官”即注重科举出身、格外看重官职。

唐朝人将“门地、人物、文学皆第一”，叫做“三绝”，将“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取五姓（即头等门阀）女，不得修国史”，称为“平生有三恨”，可见当时既“尚姓”又“尚官”。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上面这些均着眼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不能简单化。唐宋变革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制度上，但对社会各方面都有所影响。如与从门阀政治到文官政治的走向相适应，唐代的最高学府国子学系贵胄子弟学校，而宋代的太学则是官民子弟混合学校。“榜下择婿”即有权有钱者争相选择新科进士做女婿，宋代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并成为风气。这分明是由“尚姓”到“尚官”的具体体现。

凡事一“热”就容易出问题。唐宋变革论先后“热”了两次，第一次是上世纪50、60年代之交，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出现了打破王朝体系、取消朝代称号的主张，如不称魏晋南北朝隋唐而称三至九世纪，不称宋代而称十至十三世纪之类。对此，连郭沫若、翦伯赞先生也不赞成。郭老说：“事实上既存在过朝代，如何能抹得掉呢？”翦老说，倒脏水不能连小孩一起倒掉。

第二次是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断裂化，唐宋变革不是一刀两断的社会革命，而是有因有革的渐变进程。研究唐宋变革，对比法不甚可取，宜用过程论。又如夸大化，认为唐宋之际变革之剧、影响之深超过春秋、战国时期，甚至将宋代社会视为与唐代截然不同的“新社会”。再一个是泛化，唐宋变化太多，但唐宋变革专指那些社会结构性的变革，某些变化虽大，与唐宋变革并无多大关联。如宋代南食和北食两大饮食系统正式形成，主要是适应南方人与北方人的饮食习惯的不同需求。宋代茅屋减少、瓦舍增多，是由茅屋容易引起火灾以及砖瓦生产的发展等因素所促成。宋代最终完成从席地而坐到垂脚而坐这一起坐方式的重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高足家具的出现和普及的结果。即使是某些研究者着重探讨的宋代妇女地位问题，也很难说与唐宋社会变革有多少直接的关联。总之，不能将唐宋变化等同于唐宋变革，两者不是一回事。柳立言先生《何谓唐宋变革》一文中已有精彩论述。

《宋代的家庭和法律》，柳立言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7月。

新京报：我们经常会提到，唐代的社会风气较为开放，但到明清，社会开始变得性禁锢，对妇女的压迫变得更严重。有人认为这是从宋代开始的，因为宋代理学是祸首。请问真的是这样的吗？与唐代相比，宋朝的社会风气是相对禁锢的吗？

张邦炜：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唐时礼教束缚不严，社会较为开放；宋人贞节观念颇重，妇女很难再嫁。同时又认为：唐代处于性自由奔放阶段，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性禁锢最为严厉的时期。我个人认为，此说很难成立，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偏离史实。我做过抽样式统计，与唐代相比，宋代再嫁妇女不是较少，而是稍多。称唐代性自由奔放有以偏概全之嫌，相当开放的敦煌性文化并不具有典型性，不能代表唐代全国各地的整体状况。如果仅以某一特定地域而论，宋代岭南某些地方盛行的“卷伴”、“听气”、“飞驼”、“多妻”等习俗表明，其性生活的开放程度与唐代敦煌地区不相上下。从总体状态上说，唐、宋两代均处于性压抑期，并无实质性的不同，只有程度上的差异。

第二，不应归罪于程朱理学。程颐虽有“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一语，但理学家同时又说：“夫妇以义合，义绝则离。”程颐主张：“出妻令其可嫁。”他们并不一概反对妇女改嫁。程颐家族中就有另嫁妇女，程颐的态度是默许，甚至赞扬。朱熹虽有“去人欲，存天理”一说，但程颐曾说：“圣人所欲，不逾矩。”朱熹也说：“人欲中自有天理。”他们并不笼统反对一切人欲。理学家们的主张既非禁欲，也非纵欲，而是节欲。理学兴起于两宋，流弊主要在明清。

第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说系唐宋变革论的泛化和误解。力主此说者不仅硬将宋代实行性禁锢、妇女再嫁难同唐宋变革相关联，并进而以此为证，认为唐宋变革意味着停滞乃至下降，中国古代社会走下坡路始于两宋。其实妇女社会地位问题及性问题与唐宋变革并无关联，唐宋变革意味着历史的进步。白寿彝将宋代定性为中国古代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时期，本人高度认同。

电视剧《大宋宫词》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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