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傅国涌
我曾说过，“五四”是一个值得生活的时代，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它有十分丰富的不同侧面，不同的人可以追求不同的梦想，不同的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过不同的精神生活。“五四”其实还没有那么政治化，只是职业革命家们、林林总总的政治党派要借“五四”的开放氛围，将青年人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引导。在北大求学的俞平伯晚年写诗念念不忘的就是“五四”的多元，“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北大中国文学门，一个班的同学办出了三种不同方向的杂志：《新潮》《国故》和《国民》。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内，既有提倡新文化、新价值的《钱江新潮》，也有针锋相对的《独见》。
1906年生于浙江嵊县的才子胡兰成赶上了“五四”的尾巴，他在杭州读中学，呼吸到了那个时代自由和青春的空气，在《今生今世》《山河岁月》中都透露出了他对那个带着朝露的时代的欣喜——
“新出的刊物与书，青年争先买来看，好像早晨上街买小菜蔬果的鲜洁。他们千里求学，跟名教授转换学校，不在乎文凭。他们的爱情像天上星辰的皎皎，他们的追求理知亦像天上星辰的迢迢……
彼时我年十四五，在杭州中学做学生，星期六下午没有课，日子非常悠长，如果不出去，一人在教室里用功，只觉校舍的洋房如理性的静，而理性到了是静致，它亦就是感情的流遍了。于是翻开英文课本来读，闻闻洁白的洋纸都有一股香气。”
在他的记忆里，那正是一个有许多好事情要做的美景良辰，当时的年轻女子尤其是女学生穿的是短衫长裙，“衫是天青色，裙是玄色，不大擦粉，出落得自自然然的了。那时的青年是，男子都会做诗，女子都会登山临水……”
1902年生于湖北枣阳的杨子烈就是短衫长裙的女生，当时在武昌省立女子师范读书，1919年4月的一天，17岁的她生平第一次读到一份白话报，那上面不仅有反对二十一条的内容，还有反对包办婚姻、反对女子缠足和束胸、妇女应当剪发等令她感到新鲜的题目，看得又悲愤又欢喜，同学传阅，都一样的激动。随着“五四”运动而来的是游行、演讲会、辩论会、游艺会、演话剧，罗素、杜威到武汉，都曾来她们学校演讲，梁启超到武昌男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她们也被允许前往听讲，还有她们自行解放束胸，撕掉紧背心，剪发，杨子烈晚年写下回忆录《往事如烟》时，这一幕幕都没有真的如烟而逝。她不久就加入了共产党，北上继续求学，从事革命活动，并成为北大学生张国焘的妻子，直到1938年离开延安。
邓颖超
1904年出生的邓颖超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短衫长裙，面容清纯，她在中南海曾对史学家王来棣回忆起“五四”时她对新知识的渴望，听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刘半农等人演讲的情景，坦言那时对各种主义的内容并不清楚，最初更接近的无疑是无政府主义思潮。“觉悟社” 成立时，她们每个人抓一个号码，她抓的是一号，周恩来是五号，所以后来他们以“逸豪”、“伍豪”为笔名，周恩来年龄比她大点，也只有21岁，当时大家都是娃娃。之所以要用代号，带有“废除姓氏，割断历史”的意思，还带有一点神秘思想，实际上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读过一本无政府主义的书，当然对马克思主义同样不了解。
也许记忆总是带有很强的选择性，往往过滤了那些苦恼、平庸、不愉快的成分，但是，从这些青春男女的记忆里，我们仍然可以处处感受到他们对那个时代的肯定、眷恋和庆幸， 那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起点，却不是天上突然掉下来的，而是经过了晚清以来一系列改革所结出的果实，特别是废科举，兴学堂，受过新式教育的人们开始在中国社会产生影响。胡兰成的这个表述很贴切，“皆只觉五四时代原是向来的本色，好到使人不起怀旧之感，因为没有一个旧时代在死灭，然而眼前的已是全新的。”
那本是一个有各种可能性的时代，一个可以包容不同价值、不同选择的时代。呼吸到新空气的少男少女，他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代新人开始成长起来，一个未曾有过的时代就要展开，往哪个方向去，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