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1947年年中，一个必须做出战略抉择的临界点到来了。是再来一次博古、李德式的“御敌于国门之外”，还是以主力跳出外线作战，把战火烧进拥有三万万人口的国统区？
在7月21日召开的小河会议上，中央通过了毛泽东关于“三颗战略棋子”的决议——第一步棋是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跃进大别山；第二步棋是以陈赓、谢富治兵团渡黄河进入伏牛山，经略豫西；第三步棋是以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渡长江南下开辟浙闽赣。
这个外线作战构思，其实早有蓝本。在第四次反“围剿”末，中革军委就曾酝酿过一套跳出外线的战略方案。但受制于当时“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左倾”错误路线，该方案未敢于投入主力兵团，仅遣出两支偏师，以方志敏等率红十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突入国统区腹心之浙皖边地区，萧克率一部北出南浔路。由于这两支部队实力都很弱，最终均未发挥预期作用，既没能开辟出有价值的根据地，也没能分散或牵制围剿中央苏区的敌军。最后，方志敏部还在皖南怀玉山遭受重大损失，方志敏被俘牺牲，仅参谋长粟裕率少量部队突围。
小河会议方案，则大手笔地决定投入晋冀鲁豫和华东两大野战军的三支主力兵团，气魄和决心较之当年有天渊之别。
而这三步棋中，又以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出击中原和粟裕兵团渡江作战最为重要。不过，对于外线出击的战略设想，刘邓和粟裕的反应又各不相同。
在晋冀鲁豫野战军方面，早从1946年底起，中央就已多次致电刘邓商讨外线出击方略。“内线作战，歼灭敌人一半左右，失地大部收复之后，应照前计划以主力向中原出动”（1946年10月29日电）、“来年春或初夏向中原出击”（1946年11月13日电）、“根据现在情形，打退敌战略进攻和自己的必要准备，战略出击须在今年六月或更迟一点”（1947年1月2日电）。后由于“我五师（即中原突围部队）在陕南、豫西、鄂西非常困难，如你们出动过迟即有失败之危险”，中央军委又于1947年1月18日要求刘邓提前于5月间以主力出击中原。但终因中原突围部队无法继续支撑，相继退出豫鄂陕和鄂西北，故3月6日中央军委又告刘邓推迟转入外线作战时间，而以在黄河以北解决王（仲廉）孙（震）集团，并调动吴绍周指挥之两个师到黄河北歼灭之，再南下陇海线为宜。最终外线作战方案于5月8日定论，“刘邓军仍按中央辰支（5月4日）电，争取于巳东前（6月1日）休整完毕，巳灰前（6月10）日前渡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之敌进击”。刘邓回电称准备不及，要求推迟至6月底出击，得到中央批准。
而在华东方面，用兵一贯行险的粟裕，却对渡江开辟新战场表现得极为谨慎。他委婉地向中央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认为华东部队渡江插入闽浙赣边作战的时机还不成熟，建议留在江北再打几个歼灭战为宜。作为当年“北上抗日先遣队”仅存的军事领导人，粟裕对这种无后方的长距离跃进作战之困难是有切身体会的。而最后的事实也证明，粟裕的忧虑并非没有道理。
最终，中央军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见，即华东主力暂不渡江，而以一部转入中原战场协助刘邓作战。于是“两军过河，一军渡江”的战略构想，遂演变成为三军“品字形”出击中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