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私有制不但促进效率，似乎也有为公共品提供融资的另一面。例如，很多古村的青石板路为何能不分豪门陋舍，覆盖全村？很多地方的私塾为何能不分贫富，向所有愿意就读的孩童提供教育？在土地私有制下本来瓜分已毕，各有其主的土地为何还会留出一份公田？这些被称为族田的公田又是如何被一代代人精心经营，为村中的祭祀、教育、饮水和道路等的公共品提供源源不绝的资金和用地？
百余年前，有些位于福建、广东的古村，因为远离京城，被视为化外之地，盗贼横行，土匪出没。村民面对逆境，群策群力，建成圆形碉堡型村寨，仅以吊桥和外界相连。可以想象，除非这些古村发展出贫富之间和衷共济、守望相助的传统，否则这种建筑形式是不可能出现的。显然，形形色色的古村暗藏着传统社会平滑运转所需的遗传密码。解读这些密码，对构建今日社会的和谐也许不无借鉴意义。
但是在古代，大部分村庄在缴纳赋税之后，所能留下的社会剩余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从今天的角度看，过去大部分村庄的住宅和基础设施极为简陋。平原地区的村庄更频频遭受战乱、入侵、洗劫和强占，因而不像山里的古村那样获得制度演化所需的长期和平及产权保障。加上封建社会有高高在上的皇权，以及很少受约束的吏权，政府编制和开销有自我膨胀的倾向，因而对税赋的横征暴敛难以节制。随着农业剩余因人口爆炸而锐减，政府必然竭泽而渔，陷入黄宗羲所称的“积累莫返之害”，也即民间税赋越改越重的恶性循环。所以，封建社会无以永续，因为没有足够的农业剩余用于科技发明和社会基础设施的维护、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