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曾说：“我的自学始于小学时代。”在同龄孩子死背四书五经的时候，他却能津津有味地看着一种课外读物——《启蒙画报》。《启蒙画报》的创办者彭翼仲与梁家是亲戚，他手创了三种报纸——《启蒙画报》、《京话日报》和《中华报》。《启蒙画报》作为中国人在北京创办的第一家报纸，读者寥寥，头几年一直负债经营，几度濒临倒闭。这类不为当时社会主流观念所接受的读物，却成就了梁漱溟的自学基础。梁漱溟成名多年以后，仍能清晰和细致地回忆出《启蒙画报》的大致内容。梁漱溟十来岁时，已经拥有了三整年六巨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和一整年的《新小说》（杂志月刊）。
在中学时代，梁漱溟依然不看“正书”而读报，这在与梁漱溟同辈且齐名的学者中，似乎很难找到这样类似的成长经历。这应该归因于父亲对他的“放任”。梁漱溟在一些回忆文字中，也曾反复申明过。他说：“由于先父对子女采取信任与放宽态度，只以表明自己意见为止，从不加干涉，同时又时刻关心国家前途，与我议论国家大事，这既成全了我的自学，又使我隐然萌露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而鄙视只谋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汉’生活。这种向上心，促使我自中学起即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追求不已。”可见梁巨川不仅“放任”梁漱溟，更影响着梁漱溟。
正因如此，梁漱溟与那些“国学大师”们，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他们是先打基础，然后专心问学，梁漱溟则说：“我本来无学问，只是有思想，而思想之来，实来自我的问题，来自我的认真。因为我能认真，乃会有人生问题，乃会有人生思想、人生哲学。”他颠覆了治学之路上的某些铁的定律，这是尤其发人深思的。同时，父亲对梁漱溟的影响，不仅是深刻的，而且是持久的。1918年，梁巨川在60生辰的前三天，因忧国而投湖，临走前他还在和儿子讨论国际形势，他问梁漱溟：“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他点头说：“能好就好啊。”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梁漱溟感慨说：“父子最末一次说话，还说的是社会问题。”
不是学者
梁漱溟是不是学者，这本来不成问题。1916年，他23岁时就在蔡元培校长的引荐下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门（系），次年开讲，先讲“印度哲学”，再讲“儒家哲学”。讲“儒家哲学”时，因听者踊跃，除一般学生外，还有三四五十岁的前辈，还有一些当时及后来的风云人物。四年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更使他享有新儒学先驱者的盛名。他是因学问而出名的，世人历来也是以“知名学者”来看待他的。
但是，梁漱溟本人却一向不自视为学者，也一向不为了学问而做学问。他生前曾在许多文字或演讲中明确表态。1930年，他在题为《我是怎样一个人》的文章中写道：“大家误解我什么？这就是误认为我是一个学者，甚或说是什么‘哲学家’、‘佛学家’、‘国学家’……这真是于两面都不合适：一面固然糟蹋了学者以及国学家；一面亦埋没了我简单纯粹的本来面目……谈学问，在我只是不得已，非是有心……我只是好发生问题——尤其易从人事上感触发生问题。有问题，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见；有主见，就从而有行动发出来。外人看我像是在谈学问，其实我不过好用心思来解决我的问题而已，志不在学问也。我一向之谈哲学，谈心理学，始终是此态度；今日所谈又涉及政治与经济，仍不外此。”
此时，梁漱溟不足40岁，他的后半生，依然没有变。在梁漱溟看来，儒学也好，佛学也好，都是人生实践之学。他曾说：“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他认为如果在大学讲堂里把孔子学说只当做哲学思想来讲，则“其固有精神实质亡矣！”梁漱溟曾再三强调，孔子的学问是专门致力于人的身心进于自觉、自主，使人的生命整体上有所变化和提高，将自己的智慧用于修养实践上。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儒家的精神用在自己身上，用在人类社会。这个观点贯穿于梁漱溟的一生，他晚年依然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人有的是需要学习的东西，而中国古书汗牛充栋，除了少数研究者，未必人人都要去读，但有一本书，即《论语》，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是不可不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