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曾与梁漱溟有过十余次长谈，他称梁为“最后一个儒者”。1924年夏天，他在当讲之年毅然辞去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北大教职，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大学的讲台上。当时也有几所大学请梁漱溟去，但梁漱溟谢绝了这些邀请。多年后，他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说：“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只有一个念头：责任。”又说：我“处处皆有责任，而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所谓最大的问题即所谓中国问题”。在这样的信念驱动下，梁漱溟南来而北往，数十年如一日，奔波于他的“人生实践”之路。
请看梁漱溟的若干经历：他在1924年（31岁）辞去北大教职后，先用七八年的时间，到山东、广东、上海、山西、河南等地办学和考察。自1931年起，梁漱溟落脚山东邹平，开始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活动。两年后，他把妻子及两个孩子从北平接到邹平，全家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等于从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他的长子梁培宽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邹平县城很小，一个百货店都没有……没有水电，我们生活在那里，吃的是井水，点的是油灯。当然也没有什么剧院影院之类的文化场所，除了县城西关在逢五逢十两天上午集市中有一番熙熙攘攘的热闹，平日县城里总是冷冷清清，基本上过的就是农村生活……父亲平时在研究院与学生同吃同住，只是偶尔回趟家”。
在这样的环境里，梁漱溟一干就是七年。梁漱溟曾在若干场合对这七年有过简略总结。例如半个世纪后，他在自撰的《生平述略》中说：“1931年与同仁赴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研究院……它以全体乡民或村民为对象，培养农民的团体生活习惯与组织能力，普及文化，移风易俗，并借团体组织引进科学技术，以提高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从根本上建设国家。此项试验在进行七年之后，终因1937年日寇入侵而被迫停止。”
抗战的爆发，让梁漱溟为之努力七年的乡村建设活动戛然而止。但随后他进入了自己政治上的活跃岁月。1938年1月，梁漱溟访问延安，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和毛泽东谈话达八次之多（其中两次通宵达旦）。1939年2月，梁漱溟赴晋冀豫皖苏鲁等地的敌后游击区巡视，与国民党将领蒋鼎文、阎锡山、卫立煌、程潜和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罗荣桓、陈光、彭雪枫等都进行了会晤，在枪林弹雨、风餐露宿甚至上顿不接下顿的严酷环境中度过了八个月。他后来在回顾这段经历时，用了“历经艰险”四个字。1940年底，梁漱溟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共同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试图以“第三方面”的力量协调国共两党关系，促成两党的团结，以求抗战的最后胜利。抗战胜利后，梁漱溟于1946年4月接任民盟秘书长。直到晚年，他在一次带有总结性的演讲中依然这样说：“我不是一个书生，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家、理论家，我是一个实行家、实干家……我是一个要实践的人，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