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女生就是萧珊。当时的萧珊由于饰演话剧《雷雨》中的四凤，并与进步人士交往过密而被学校开除。像那个年代许多热血但迷惘的年轻人一样，《家》的出现点燃了萧珊追求爱情与自由的信念。于是，她像一只迷途中的羔羊一样，鼓起勇气给巴金写信。
由于有着13岁的差距，每次给萧珊回信，巴金总是称她为“我的小友”。在巴金的眼里，萧珊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这个小女生不过是千万个给他写信的读者中的一员。
此时的巴金不知道，虽然他将萧珊定义为普通的读者，但萧珊的眼里却只有巴金。她在给巴金的信中，不仅倾诉苦恼，也畅谈文学与人生，并好奇地问这问那。她像一株花树，伸出满是粉红花骨朵的枝丫，打探经过她那个小小世界的清风和流云，在青春的悸动中和对爱情的渴望里，表达着她的倾慕和思恋。
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萧珊，摄于昆明
萧珊无遮无拦的热情深深地感染了巴金。在和萧珊的通信中，巴金那颗在颠沛流离的岁月和纷扰的世事中困顿已久的心，渐渐地舒展开来，仿佛蛰伏已久的种子，欣欣然破土生出嫩绿的茎叶。不知不觉中，一种微妙的情愫在心头潜滋暗长。
以文会友半年后，这个小姑娘在信中大胆地问道：“ 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能答应我的请求。”
一向郁郁寡欢的巴金，被这个勇气可嘉又可爱至极的女孩打动了，于是竟鬼使神差地答应了她的请求。
1936年8月的一天，在上海南京东路719号的新雅粤菜馆里，萧珊终于见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偶像。
彼时萧珊的处境，像极了巴金笔下《家》中的老三觉慧，在封建大家庭的桎梏中苦闷彷徨。萧珊告诉巴金，自己想逃出那个“牢笼”，去外面闯荡。巴金闻言，赶忙说：“千万不要这样，像你这样的少年还是一只羽翼未丰的小鸟，很难远走高飞的。现在社会纷繁复杂，决不可冲动行事。你应该多读书，多思考，再行动啊。”
巴金语重心长的话，打消了萧珊离家出走的念头，同时也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除了给巴金写信，萧珊还经常去拜访巴金，关心他的生活起居。萧珊的细腻与温情，让十几年来很少与女性接触，终日在黑白文字的无声世界中如苦行僧一般劳作的巴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二人的感情小船险些触礁。
萧珊
原来，萧珊的父亲为女儿找了一户有钱的人家，要给萧珊定下婚约。萧珊满心以为巴金会坚定不移地与她站在一起，反抗这场包办婚姻。然而，巴金给她的回答却是：“这件事由你自己考虑决定。”失望至极的萧珊逃也似地奔出巴金的寓所，掩面而泣。
在萧珊看来，一腔炽热，不过是自作多情的空付。巴金对此的解释却是：“我是说她还小，一旦考虑不成熟，会悔恨终身的。将来她长大能有主见了，成熟了，还愿意要我这个老头子，那我就和她生活在一起。” 巴金对爱情的尊重和慎重不仅让一场误解涣然冰释，同时也坚定了萧珊对巴金爱的信心。
上海沦陷后，萧珊陪着巴金一路逃亡，彼时的萧珊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无论生死都要和相爱的人在一起。
曾经因为家庭的阴霾和命运的多舛，他抱定了独身主义，遇到萧珊后，他才第一次有了对婚姻的渴望。就像钱钟书对杨绛表白的那样：“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1944年5月，萧珊和巴金终于走到了一起，在此之前，他们经历了长达八年的恋爱。这八年中，他们在烽火连天中几度离散，虽天南地北，仍两情依依。
一对苦命的鸳鸯终成眷侣时，巴金已经40岁，而萧珊也已经27岁了。
巴金在桂林漓江东岸，借了朋友的一间木板房当新房，他们没有添置任何家当。居无定所，寒衣素食，但对彼此的爱意消减了动荡与贫穷带来的乱世蹇难。
一年后，日本投降，巴金带着萧珊回到了上海。
1949年，巴金与夫人萧珊、女儿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