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W·布雷登（Thomas W. Braden），前中情局文化事务主管，在一份刊载于1967年的坦诚的内部人员陈述中说明了中情局的“文化攻击”所具有的威力：“在欧洲，当（中情局支持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比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的演讲赢得更多的欢呼时，我感到莫大的喜悦。”这绝不是什么小范围的行动。事实上，威尔福德就曾指出，总部位于巴黎、后被发现是中情局在文化冷战期间掩护机构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堪称历史上最重要的赞助人，这一机构支持了范围惊人的艺术和知识活动。该机构在35个国家设有办公室、出版了大量极具声望的杂志、渗透进图书行业之中、组织过引人注目的国际会议和艺术展、安排演出和音乐会，还为各种文化奖项、奖学金和法弗德基金会在内的掩护机构提供了充裕的资金。
巴黎的“地下组织”：中情局特工及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主席迈克尔·乔塞尔森（Michael Josselson）（中）同约翰·克林顿·亨特（John Clinton Hunt）和梅尔文·拉斯基（Melvin Lasky）（右）共进午餐。
中情局文化斗士的“双向运动”：
引导知识分子从批判美国转向批判苏联
中情局相信，在他们为保障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所部署的武器库中，文化和学术理论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一份写于1985年、题为《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倒戈》（France: Defection of the Leftist Intellectuals）的研究报告最近被公布出来，该报告考察了——无疑也是为了把持操纵——法国知识界及其在塑造足以影响政策制定的知识潮流时所发挥的基础作用。虽说在法国历史上，左翼和右翼在知识界相对而言保持着意识形态上的平衡，但该报告强调，由于共产党人在对抗法西斯及二战的胜利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因而在战后左翼很快就赢得了垄断地位，而如我们所知，这正是为中情局所深恶痛绝的。尽管右翼由于直接参与了纳粹集中营的暴行、全面的排外主张、反平等主义以及（按中情局所描述的）法西斯式的行为动机，从而在声誉上遭到沉痛损失，但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右翼重新抬头，对此，也不难察觉出秘密特工们在起草研究大纲时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