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手稿
一时间，几乎所有学者都在打听作者的来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个人不是名校教授，只是中学教师，没有出国留过学，甚至没有上过大学。
这篇文章通过考证《汉书》细节，推翻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认为刘歆伪造经书的说法。——这是当时一等一的大难题，堪比数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无数学者魂牵梦绕想要解决却无力解决。
如果历史学界也有诺贝尔奖，这绝对是诺奖级别的大发现。
可问题是，当时整个北平的史学界，几乎都是相信康氏学说的，连顾颉刚、傅斯年这样的大学者都笃信不疑！
但这位名不见经传中学教师写了一篇长文，一下子打了许多大学教授的脸。太冒犯了！这种颠覆性的文章要放到现在，肯定要学术界集体封杀了！
但神奇的是，主持发表这篇文章的人，正是被打脸打得最厉害的顾颉刚。
也许这就是民国学术伟大不朽的原因吧，众多被钱穆驳倒的学者们，纷纷表示对他文章的赞许，因为钱穆在资历上虽然不值一提，但学术却无懈可击。
文章发表之后，北平的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开设经学史、哲学史之类的课程，都只能停开——因为全被钱穆证明是讲错了。
顾颉刚把钱穆请到燕京大学来，这名没上过大学的中学教师终于成为了大学教师。一年之后，钱穆又转去了北大。
已经是北大新秀的钱穆，还是保留着“为己不为人”的治学风格——只要坚信自己是对的，再权威的人我也敢怼。
结果，钱穆说自己讲课“如登辩论场”——他经常在课堂上反驳其他老师的观点，即使是名师大家。
其中就包括胡适——当时公认的诸子学权威，学术界的领袖。1931年，钱穆到北大讲先秦史。
在北大，钱穆与胡适的课最为叫座；胡适欣赏钱穆，钱穆敬仰胡适，但学术上的争论在所难免。当时学界的一大热点是老子生年问题，胡适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钱穆则认为老子后于孔子。
钱穆、胡适先生
据说，有一次两人不期而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
胡适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
这可真是棋逢对手——留美博士、学界领袖和中学学历的小学校长干上了。
但钱穆可不是为了怼而怼。他只是一心追求学问的真实，追求讲出的每一句话都出自良心，而不愿意曲学阿世。
大师故去后的今天，我们似乎也只能感概，再也没有钱穆这样“为己”的良心学者，而遍地只剩“为人”的利己主义者了。
钱穆在香港
—叁—
抗日战争的初期，形势很差，国军节节败退，西南联大也随之前往长沙、蒙自、昆明等地。
钱穆饱尝了战争带来的颠沛流离之苦，甚至最让他感到痛苦的是，许多已经写好的书稿，都在逃难中散失。
但钱穆依然坚持教书育人。他讲的是中国史，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显出了更沉重的分量。
在课上讲到激动处，他似乎就面对着日本侵略者，眼睛里快要喷出火来：“你们要记住，统一和光明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只是中国史的逆流！若不是如此，中国历史岂能绵延数千载而不绝！”
“中国，是不会亡的！”满场一片寂静，几秒后，爆发出久久不息的掌声。
他在联大的课堂总能吸引来大量听众，其中就包括奋战前线的士兵。在那段艰苦岁月中，在许多有知识的人都对时局悲观失望的时候，这样一位力证中国不会亡的大师，给人们注入了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