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教师在露天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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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钱穆前往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堪称白手起家——连校舍都是别人出资捐赠的。
学校草创，几乎一无所有，校园里缺乏可用的图书、仪器，教授的工资也时常发不出去，钱穆自嘲说他们“老抱着一种牺牲的精神来上堂”。
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林仰山，听说钱穆来香港办学校，赶紧去找他。想请钱穆到香港大学来教书，物质条件一切好说。
但钱穆说：“新亚学院正在艰苦中，我不能离去。”
林仰山不死心，又说：“那先生可否前来兼课？薪酬您是不必担心的。”
钱穆笑着说：“我所在意者并非薪酬。只是新亚学院一切事情正在起步阶段，实在不容许我还在校外分心。”
林仰山仍不放弃，苦苦相求。
钱穆说：“好吧，那我答应你，必要时我可以参加港大中文系的会议，但我一不任职，二不授课，三不受薪。”
正是在这种决绝精神的支撑下，钱穆在几年之内把新亚办成了香港一流的大学，在人称“文化沙漠”的香港，硬是留住了学问一脉不断，他后来说：“新亚精神，老实说，则是一种苦撑苦熬的精神而已。”
可是，又有几人能熬到这个地步呢？
他的学生余英时曾回忆，有一年香港的夏天特别热，钱穆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仍不愿离开学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
余英时去看望他，心里难受，问他：有什么事可以帮他做吗？
钱穆说，想读王阳明的文集。
余英时就去买了一部送他，“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这种继绝学的卫道者的孤独和苦痛，真不知有几人能够领会。
钱穆与新亚书院社员们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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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钱穆住在台湾，一直为两岸和平统一而高呼。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和爱国心，还有一方面的原因，闻之令人摧心肝。
那是因为，自1949年离开大陆以后，钱穆有整整32年不能和子女相聚。一直到1980年，86岁高龄的钱穆才得以和他的三子一女（钱拙、钱行、钱逊和幼女钱辉）团聚。但32年后的第一次团圆，只有短短七天。
第二年，他又见到了长女钱易和侄子钱伟长。1988年，钱穆病重，钱易获准进入台湾探望父亲，成为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台探亲后，第一位获准进入台湾的大陆同胞。
父女相伴一个月，竟然是数十年来时间最长的一次。钱穆说：“我本来没有什么梦想，只求有一家人、一间屋，读书终老，当个穷书生。没想到连这都成了奢望。”
因为钱穆的崇高威望，他对两岸和平统一的呼吁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也成为“台独”分子的眼中钉。
他们拿钱易的人大代表身份大做文章，诬蔑钱穆涉及“叛乱案”，说他“知匪不报”。
可怜已经94岁的钱穆，还要为这种无端的泼脏水气愤不已，他感叹道：“这些人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了！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我的女儿，会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他们是不承认父女之间的亲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