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雉（公元前241年－公元前180年8月18日），通称吕后，或称汉高后、吕太后等等。汉高祖刘邦（前202年-前195年在位）的皇后，高祖死后，被尊为皇太后（前195年—前180年），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皇后和皇太后。
如此看来，汉初宗藩之功效实质上是被误解的，平稳过渡的事实是由多种因素影响下造成的：吕后对诸王的诛杀刚好到了一个关键点上，既没有完全摧毁宗王的战斗力，也只将战斗力恰好集结到了一位宗王手中。
这种可遇不可求的结果，不是吕后想要的，也不是宗王与功臣事先设计好的，而仅仅是个巧合，不幸的是这个巧合被时人理解成宗藩之功，而这种不幸的理解一直潜藏直到曹魏末年再度登上舞台。
曹魏以对宗王的苛刻而迥异于汉晋，魏文帝以曹植之故，对宗王定下严厉之制，直到魏明帝时也没有将宗王的待遇恢复到西汉中后期的水平，在晋武帝的印象里，曹魏由于抑制宗王太甚而像暴秦那样孤立无援，但事实上曹魏对宗室的运用，虽然比不上东晋南朝，但至少汉朝是被比下去了。
魏文帝确实严防宗室，但他所选的辅助大臣，除了陈群与司马懿，就是曹真；魏明帝临终前苦等司马懿，却让他与曹爽共事。
这种辅立新君的人事布局，两汉相当少见，例外是东汉明帝引东平王辅政，可那是非常时期，汉明帝为了镇住东海王的余党，以及平衡窦氏梁氏的势力，不得已作出的权变。
▲三国鼎立，指东汉末年三国时期，魏、汉、吴三国，三分天下，成犄角对峙局面。
晋武帝对曹魏苛待宗王的不屑，更多是不将宗王外派以收屏藩之效，致使司马氏倒持太阿，但这种认识很难说是曹魏的失误。
魏明帝即位不久，三位辅臣中的曹真与司马懿被迅速外派，曹真镇守关中，司马懿南防荆徐，留在朝廷的唯有陈群，形成相互制衡的格局：有勋望的文武全才都外派了，无窃位威望的文人留在中央，同时也减缓了三位辅臣相互倾扎的风险，曾经的雄主汉武帝死后，霍光、桑弘羊、上官桀互殴，差点毁了刘氏江山。
相比之下，魏明帝的人事布局就显得不那么慎重，司马懿与曹爽轮留驻守朝廷，威望却几乎集中在司马懿这边，这种格局很快就发展成权斗风暴，而司马懿侥幸击败曹爽后，朝廷再无其他人在权势上与司马懿分衡，司马氏也就顺势走上了当年曹操的路线。
相比曹魏两代帝王这种极难掌握的辅政人事手法，晋武帝更醉心于外派诸王以屏藩朝廷，但他的部署似乎与其意愿不太相符，在新制定的封国等级体系中，国分三等，士卒最多五千，最少一千一百，这种数量级的军队，防守城邑估计没问题，攻城野战就显得弱势了，后来司马越逃离洛阳回到国邑集兵起事，在各路人马眼中也号称寡弱，仅仅由于他是当时司马氏中最有名望者，才被各方势力寄以厚望，当他进入洛阳时，从国邑带来的士兵只作为禁卫军入宫值守，在外野战的军队仍然是朝廷系统的甲士。
或许晋武帝晚年也看到了这种布局的危机，面对外戚杨氏越来越让人恐惧的势力，又决定外派三位宗王掌控军队，还确立了关中非宗王不得都督军事的遗旨，而正是这一举措打乱了整体势力的平衡。
▲司马懿（179年－251年9月7日），字仲达，河内郡温县孝敬里（今河南省焦作市温县）人。三国时期魏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西晋王朝的奠基人。
晋武帝死后，经过杨氏与贾氏外戚的火拼，没有改变诸王手握重兵的格局，相反却引宗王入朝廷。
司马伦首先发难，先清君侧再自立为帝，引爆诸王混战之局，继之而起的司马冏、司马颖、司马颙，用于参与混战的军队都是其作为“都督诸州军事”之职所掌控的原朝廷军队或临时召集的州郡兵，并非其封国体制下的国防兵，这种混战格局很像南朝的宋齐诸王以刺史领诸州军事、接着举兵径向朝廷的预演，而与汉初七王之乱的征国民为兵相差甚远。
换言之，西晋八王之乱与宋齐诸王之乱，是宗王占据朝廷文武关键职位后的倾扎，属于朝廷内部人事纠纷，只是互殴主角换成了同姓宗王，而西汉七王之乱，却是朝廷与封国之争，直接渊源于战国列强的格局。
对于封建屏藩的理解就在历史事件中被扭曲，原本算不上宗藩之效的汉初诛除诸吕之事，被归入了宗王护卫帝室的经验中；西晋诸王作乱，使用的明明是朝廷的外派军队，但却被归类为封建屏藩有害于朝廷一统的教训。
其实封建屏藩原理并没有过时，只是在经过东周诸国混战的历史后，以另一种特别的却更具有原始意义的形式，存在于中央朝廷的境外战争中，后来经曹魏的引用、北魏的继承、西魏的创建，最终凝合成了隋唐的军事基础，但那已经不是晋武帝愿意考虑的事情了。
文章来自历史大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