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增长了恋栈钻营的风气。既然一些人可以终身任官，自然上行下效，热衷于权势利禄者便想方设法延迟退休年龄。道光初年，大学士伯麟年逾七旬，步履艰难，见了皇帝不能下跪，便请求放其外任。道光帝大怒，责其“胆大妄为，莫此为甚”“只知总督之养尊处优，而不知任大责重”，命其立即“休致”。伯麟做得过于赤裸，以致碰了钉子。更多的人则从年龄上做手脚，隐瞒岁数，竟成官场风气。有人曾感慨：“三十年来，士大夫履历，例减年华，甚至减至十余年，即同人宴会，亦无以真年告人者。”
三是阻塞了新进人才的进身阶梯。对老臣过度优崇，官员退休制度不能严格执行，必然造成雍塞仕途，使年富力强的人才缺乏脱颖而出的政治土壤。雍正时，汪景祺、查嗣庭等曾上书“论列时政，以部员雍滞为言”，奏折里有“十年不调，白首为郎”的话，意思是官员一直到白发苍苍，却依然得不到升迁。其实最高统治者也并不是对此毫不知情，但在人治重于法治的社会条件下，这个问题并不能因此得到解决。
四是进一步削弱了行政效率。封建政治本来就以弥缝搪塞为不二法门，以敷衍塞责为处世能事。为了能够在仕途立足，常常“以顺承旨意为工，阿附之外无他语”。康熙、雍正朝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大学士，“以老臣掌兵部十六年”的逊柱，任职至83岁临终，雍正帝对他的评价是“素餐多年，尚无大过”，就是说多年来一直尸位素餐，毫无政绩，但因为没有大的过失，还是给了他很高的荣耀。在这种榜样的影响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成了官员们的行为准则。
事情就这样走向了反面。原想笼络官员、激励臣下的举措，却得到了削弱封建统治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