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回国之途并不顺利，“扬威”舰接连出现故障，不是轮机损坏，就是水缸舱失火，或者船上煤水都已用尽，不能开到港口，需要“超勇”前往救援——幸而都是有惊无险。
闰七月初七日，航行到塞得港外港时，因从英国出发时“未领保安执照”，两舰被勒令悬挂黄旗，禁止船上、岸上人往来。连来到舰上的当地引水员也被扣留舰上歇宿。直到次日本地医生上船检疫，查明没有疫症，方才放行。
八月二十三日，驶近香港外海时，遇到狂风巨浪，两舰不畏风险，搭救遇难的香港船民，令香港同胞第一次感受到祖国海军的温暖。作者还特别提醒说：“按历年八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等日皆暴风之期，出行人当慎之。余前在福州艺新兵船，遇有风后必开舟出巡，多所拯救，此处竟无是例。有心民膜者，不可不察也。”这既是他的经验之谈，何尝又不是他的为官境界！
日记的“殿幅”——也就是压轴之作是《七省海军议》，提出了海军建设的十大建议，长达三千余字，表明他不仅具有清醒的世界意识，而且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堪称大手笔。尤其是末尾“国无海军，几不成国”最有见地，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和精辟分析，值得国人永远牢记！
池仲祐（1861——？），字滋铿，福建闽县（今福州）人。接舰回国后供职于旅顺、威海，曾参加甲午战争。入民国后在海军部任职，曾任总务厅副官兼编纂科科长。除本书外，还辑有《海军实纪》，分为购舰篇、造舰篇、述战篇，民国十五年海军部印刷所出版。池仲祐可谓近代中国海军创建的亲身经历者和海军研究的先驱。
至于“超勇”、“扬威”舰，则在十几年后葬身于黄海中。《海军实纪》记载：在甲午战争中，“超勇、扬威两舰中弹火发，全舰焚毁。超勇管带黄建勋、扬威管带林履中，浮沉海中，或抛长绳援之，推不就以死，各员兵弁均随船焚溺”。不知道池仲祐写下这段泣血的文字时，是否想起了曲折、坎坷又浪漫的接舰经历。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专家、中国军事博物馆许华大校的专业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