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削、精简则例，以杜胥吏舞弊之门
冯桂芬指出，在当时官场中，存在着许多完全不合情理的规章制度，极大地影响行政效率，亟应废除。以吏部而言，对于官员丁忧服阕，按理说，只需稽核月日，看其何时丁忧即知其何时应当服阕，现在呢，不相信命官自己的说法，而要丁忧之人的里邻出具证明；对于本官身至之不信，仍待之置驿之文。
他举例说，他熟悉的一位官员刘文清服阕到京，命署缺，吏部竟以原籍文未到而驳之，这是典型的只信条文不信事实，真是岂有此理、竟有此事！一个人丁忧三年，回来复职，按理说，三年时间，一般不会骤然变老，一看就知，不会辨认不出来，何需验看，但是现在竟要验看。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怪事，就在于吏治腐败，胥吏以例治事，不看实情，“例之大纲，尚不失治天下宗旨，至于条目，愈勘愈细，其始若离若合，其继风马牛不相及，其终则郑声谵语，不知所云，遂于宗旨大相背谬，偶一道破，无不哑然失笑者”。
免除回避旧规，减少胥吏舞弊机会
官员任官回避本省，对于减少官员徇私机会或行政障碍，本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对于官员熟悉地方民情风俗，则构成很大障碍，这给胥吏蒙蔽官员、营私舞弊留下很大空间。
对此，冯桂芬提出免回避的主张。他说，三代之时，无论世家还是草泽，俱任于其国。汉代、唐代、宋代，官员也没有回避本省的规定，汉之朱买臣、元魏之毕安敬、唐之张汉周、宋之范仲淹，都在本郡担任行政长官。明代始有南北选之例，后遂定为回避本省，一直延续下来。
对于官员回避本省的一些理由，冯桂芬作了批驳。回避论说：“官于本地，关说之径路熟，恩怨之嫌疑多，囊橐之取携便而已。”冯桂芬认为，这一说法是片面的，“不知营私固易，举发亦倍易。阿比固多，责备亦倍多。祖宗邱墓之所在，子孙室家之所托，立身一败，万事瓦裂，非一官传舍之比，乡评之可畏甚于舆论。愚则以为官于本地，较之他乡倍宜自爱自重，亦人情也”。冯桂芬指出，回避的结果，增加了为官成本，加大了行政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