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最后还是去了台湾。现在想来,他可能还是念蒋介石的交情。
到了台湾,还碰到了冈村宁次。当时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在阳明山训练军官,冈村宁次就在训练班里当教官,大家喊他“白教官”。冈村宁次也知道我父亲很会打仗,有一次他还来跟我父亲谈,说你们衡阳一战打得很厉害,那个战术能不能透露一下——因为很少人跟日军作战能这么顽强的。
父亲就讲,他在衡阳的时候耳朵炸过,不大清楚了,所以没办法讲。冈村宁次就跑到蒋介石那里抱怨,说我想请教方先生一些战术问题,方先生不肯告诉我。蒋介石笑笑,没有理他。
其实告诉他也没有问题,所有的战术都只能用一次,衡阳的战术到现在已经没有用了,时代不一样。过去用手榴弹,现在用导弹,但所有的战争都是人在打,人是讲精神的。现在我们回忆衡阳保卫战,就是想这个抗战精神不能丢。
可是父亲打了一辈子仗,他并不喜欢打仗,甚至他很反对孩子从军。我进了台大读书,一年级的时候我想读书有什么用,空军来招生,我就报名去参军。当时连我在内台大一共有三个学生考上空军,学校要开欢送会,这时候我才告诉家里。父亲眼睛一瞪,要发疯的样子,教训我说台大这样的大学多少人想考考不进去,你考进去居然还想去当兵,你要当飞机师吗!他拿个棍子就要揍我。那时候台湾的家具都很简单,是竹子做的,我站在一个竹子做的桌子旁边。父亲一棍子打下来,我就一跳,没有打到我,把桌子腿都打弯了。
所以他是真打。他这样舍不得打士兵的人,却因为儿子想当兵,真的来打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