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一座移民城市

《伦敦传》[英]彼得·阿克罗伊德著翁海贞等译译林出版社出版

威廉·弗里斯画笔下的十九世纪伦敦

这是一本历史书，作者用恢宏的视角、敏锐的观察、无数市民和访客的话语，揭示了伦敦如何在从远古到现代的历史洪流中淬炼成形。书是按严格的学术规范写作的，却能够潇洒自如，趣味十足。作者把伦敦这个“人物”的方方面面都写到了：它的前世、今生、成长、变形；它的河流、街道、天空、教堂……几乎无所不包。但更重要的是伦敦人，那些在历史的尘埃中突然被唤醒的无数小人物，在这本书中都栩栩如生，默默地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

移民给伦敦带来繁荣

伦敦一直都是座移民城市。它曾被称作“众国之城”，艾迪生也曾在十八世纪中期评论道：“当我考虑这座城市的若干社区或者分区时，我把它看作一个由各个国家组成的聚合体，这些国家因各自的习惯、风俗和兴趣而相互区别。”同样的评论也可以适用于过去两百五十年来的任何时期。彼得·莱恩博在《绞死的伦敦》中这样评价十八世纪的伦敦，“这儿是全世界各种体验的中心”，有被排斥者、难民、旅行者和商人在这里寻找“庇护所、信息源，以及生死相搏的竞技场”。是这座城市本身召来了他们，就好像只有去经历这座城市，他们的生命才能有意义一样。它的人口被比作十八世纪的“众国”饮料，由各种烈性酒瓶底的残留物组成；但是这并没有完全展现出来到这座城市的各个移民人群的能量和进取心。他们并非渣滓或者残余；事实上，伦敦的活力和进取心似乎经常入侵他们，除去一两个例外，这些各种各样的群体兴起并且繁荣起来。这是一个持续的、永无止境的故事。常常有这样的评论，在其他城市里，一个外国人要被接纳，必须要等很多年过去之后；在伦敦，只需要几个月即可。诚然，你也只有把自己当作一个伦敦人，才会在伦敦感到快乐。这就是成功同化的秘密。

一个个新的世代，带着他们的歌曲和习俗，至少早在罗马定居时期就到来了，那时伦敦被开放为一个欧洲市场。在这座城市工作的居民可能来自高卢、希腊、德意志、意大利、北非，这是一个多语言社区，所有人都说着各种粗糙或通俗的拉丁语。到七世纪，伦敦崛起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和市场，当地人以及移民人口则更彻底地混杂在一起。还有一种更普遍的变化：已经再也不能区分大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了。而九世纪北方人入侵之后，丹麦人也进入到了这座城市的混合种族之中。到十世纪，威尔士布立吞人和比利其人、高卢军团的残余、东撒克逊人和莫西亚人、丹麦人、挪威人和瑞典人、法兰克人、朱特人和盎格鲁人移居到这座城市，他们混杂在一起，并且持续相互混杂，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伦敦人”部落。一篇叫作《埃塞雷德四世文献》的文本提到，那些在诺曼人定居前“经过了”伦敦的人，“来自佛兰德、蓬蒂约、诺曼底和法兰西岛”，以及“皇帝之从属：德意志人”。

事实上，伦敦一直都是一座饥饿的城市；很多个世纪以来，它都需要持久的外国移民流入，以弥补其高死亡率。他们也有利于商业，因为移民特定地与伦敦商贸的迫切性联系在一起。外国商人在这里混杂并通婚，因为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在另一个层面上，当故乡拒绝承认商贸自由时，移民便来到这里继续他们的买卖。而且，还有其他来到这座城市的移民，已经准备好可以接受任何类型的雇佣，完成那些“伦敦本地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在任何情况下，移民都对应着雇佣和盈利；那就是为什么把伦敦理想化地描述为“开放城市”有点太过感性和虚伪。它实则默认了移民的浪潮，因为本质上，正是他们帮助它繁荣起来。

在十五世纪五十年代，伦敦曾怀疑过它的移民，那时意大利商人和银行家因放高利贷而被谴责。但没过太久，这段纠葛也结束了，只留下一些流言，作为伦敦人对商业上的两面三刀特别敏感的证明。1517年发生了“邪恶五月”暴动，外来人的商店和房屋被一群学徒攻击；但暴动被同样迅速地平息，没有给外国群体留下任何持久的影响。很多个世纪以来，这已经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习惯；尽管有因煽动和金融恐慌引发的暴力行为，这座城市的移民群体总体上得以安居乐业，并同邻居们进行交易和教区工作，采用英语作为母语，互相通婚并且把孩子作为伦敦人养大。

历史上对移民的偏见

任何一个群体的历史都能引发后人深厚的兴趣。在罗马定居时代，这儿有犹太人、非洲人，以及欧洲大多数种族的代表。说他们的生活从那时起就开始萦绕在伦敦，并不是过分的断言。但是任何一段已知的人类历史，都不可能没有受害者。

犹太人很早就经受了偏见和残忍暴行。来自鲁昂大屠杀的难民在1096年到达这座城市，但是最早的关于犹太社区的记录证据出现在1128年。他们不被允许参与正常的商业活动，但是可以出借钱财，这是基督教商人被禁止进行的“高利贷”行为；然后，他们自然因为这市政当局施加给他们的交易而受到指责。1189年，在他们的地区出现了一次暴行，当时“房屋被咆哮的人群包围……因为这些发疯的人没有工具，就用火点燃了屋顶，很快就发生了一场可怕的大火”。很多家庭被活活烧死，其他逃到老犹太区和格雷沙姆街的狭窄通道中的人则被棍打或者拳打脚踢至死。1215年还有另一场大屠杀，在某些情况下，犹太人到伦敦塔避难，以躲过暴徒的劫掠。他们还要忍受那些欠债的贵族家庭，而且，仿佛是对后来命运的奇怪预见，他们还被要求在衣服上佩戴一个标志以识别其种族。那个标志并非大卫星，而是一块板，形似那块被刻上《十诫》的石板。

在1272年，数百犹太人因为被怀疑铸造假币而受到绞刑，然后过了十八年（在意大利和法兰西金融家到来之后，他们不再有什么用处），在大规模地从伦敦城退出的过程中，所有犹太人都受到驱逐、暴打、唾弃或者被杀死。看来即使是在伦敦这座大都会和商业城市，这个流浪的民族也不可能找到永久的庇护所。但是在接下去的两三个世纪中，一些犹太人伪装成基督徒，悄无声息地回来了，几乎无迹可寻；在十七世纪，查理一世对他们的金融技巧和资源加以利用；不过，是对《圣经》有着更深厚学养的克伦威尔，在“希伯来人谦卑地请求居住在伦敦市”之后，许可了他们的定居。他们要求，“让我们可以在自己特定的房屋中聚会进行私人的宗教供奉，不用畏惧我们的人身、家庭和地产受到骚扰”。这些是西班牙系犹太人，他们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前来；但是在十七世纪后半期，从欧洲中部和东部到来的德系犹太人则不那么富裕，教育程度也更低。查尔斯·布思曾形容道：“老一代的定居者远远地避开这些新移民，把他们当作只适合接受救济的低等阶层。”德系犹太人是所有穷困的流浪人口的代表，交替着被本地居民剥削和虐待。

经过十八世纪几次大事件之后，更多的德系犹太人到达这里；一次次的迫害、隔离和围攻使得他们成群结队地投奔伦敦的同教友人，这里在1722年就建立了第一间德系犹太教堂。但是他们并没有受到欢迎，主要是因为他们很穷。据称他们会“让这个王国被破产者、高利贷者和乞丐淹没”；这里再一次出现了非理性却来自本能的对被“淹没”的恐惧。

到十九世纪晚期，居于莱姆豪斯及其周围的华人被认作是对本地人口的一种特殊威胁。在报刊中，他们被描绘得既神秘又险恶，而晚一些时候，（他们所吸的）鸦片那危险的烟雾从萨克斯·罗默、柯南·道尔和奥斯卡·王尔德的书页中升起，然后强化了一系列联想。伦敦人认为这些特别的移民会“污染”附近的城市人口，好像外来人群的存在就可被认为是疾病的标志一样。事实上，中国人是一个小型而且总体上守法的群体，肯定不会比环绕在他们周围的居民更加无法无天。他们还因其“被动性”而受到轻视，东方人有吸食鸦片习惯的幽灵再度复苏，但事实上，犹太人也曾被描述为蔑视和侮辱的“被动”接受者。华人群体的封闭性质反过来激发出一种神秘感，以及邪恶的嫌疑；人们尤其担忧他们可能在“邪恶的洞穴”中放荡交媾。这再一次显示出对移民和外来居民的普遍畏惧感的一些特征。它们引发了二十世纪初期对俄国犹太人、世界大战中对德国人、1919年对“有色人种”的攻击。这些焦虑被指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英联邦移民，相应的，接下来又有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亚洲和非洲移民的敌视。这种模式的对象有所改变，但是其形式却没有变化。

伦敦召唤了他们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加勒比海诸岛的移民开始到来，这激起了一连串为人所熟悉的忧惧，其中就包括白人失业、异族通婚，以及总体人口过多的可能性。到二十一世纪初，据估计伦敦容纳了接近两百万的非白人少数民族。尽管偶有种族因素激起的攻击，尽管某些少数民族会因警方的表现感到焦虑，有力的证据显示，伦敦平等主义和民主的天性已经将恐惧与偏见边缘化了。移民是伦敦如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它最近、最具争论性的那些表现，最终也成了移民人口的稳定特征。这一点很明确，即使在1958年诺丁山暴动之后，特别是一位名叫凯尔索·柯克兰的年轻安提瓜木匠被杀害之后。伦敦生活的一项基本的要素又回来了。“在早些时候，通常，你知道，”一位年轻的西印度群岛人告知《温德拉什》（一部关于二十世纪来自加勒比的移民的研究著作）的作者，“每当什么事情出现在报纸上时，你总能坐上公车去一试其冷热。人们会很有敌意。而这个事例中，在那场葬礼之后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你能够感受到一种变化。人们更为友好。人们开始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去应对和应答。”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有过暴动和谋杀，但是没有人能怀疑，伦敦城核心和根本的趋向是吸收和同化。这是其历史固有的一面。

这座城市本身，在这个过程中有所变化。《温德拉什》的作者、迈克尔·菲利普斯和特雷弗·菲利普斯，为这种转变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背景。他们提出，来自牙买加、巴巴多斯岛和其他地方的工人，并非是简单地“移民到不列颠”。“召唤他们，并且他们也开始渴望得到的，是这座城市的生活”，他们实际上是因此才移民到了伦敦。在二十世纪，这座城市有效地创造出现代工业和经济生活的条件；因此对于新移民来说，到伦敦的旅程，是“与现代性那宽广的激流相接合”的唯一途径。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观察，而且也是对过去一千年来所有的移民往来作出了启发性的阐释——他们被这座城市本身所吸引。

而且，他们的活力和乐观反过来又把能量带回了这座城市。举例来说，据称在整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移民自己促进了其所居住的街道和房屋的“重塑和现代化过程”。比如布里克斯顿和诺丁山这些地区，它们“从十九世纪以来就在不断衰退破败”，但是新来的人“让大片的城内区域得以升值”。但是移民“必须经历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他们必须获得一种城市身份，既可以保持他们的传承，同时也能使其顺利地通入这庞大复杂但总体上欢迎他们的伦敦有机体。城市环境看起来可能隐姓埋名，或者有敌意，或者令人害怕，但实际上它正是加勒比海人以及其他移民锻造新身份的最合适的竞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