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梓川反驳上述客家学生：
我读过他的短篇小说《梅岭之春》，觉得还不错，接着便买到他的长篇小说《苔莉》，读后印象还好。可是当我读完了他那部《最后的幸福》以后，也就没有再读他的小说的兴趣了。
根据温梓川的解释，上述客家学生显然是将张资平小说看作具有反封建主题的前卫艺术了，而温梓川和其他与这位客家学生意见相左的学生们却认为，张资平的小说只是些多角恋爱故事，而且很多都是模仿日本的东西，从艺术性和思想性来看都是没有价值的。
在没有电视的时代，张资平小说的“连载中止事件”能在读者间引发如此的轰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张资平小说的普及程度。虽然“连载中止事件”没有持续太久，但是张资平的人气却因此一落千丈，最后竟落到现代书局取消与他签订的《日本恋爱小说十册》的翻译合同的窘境。自此以后，张资平再没有着手创作，直到十年后写了《新红A字》，这不过是他作为作家的最后挣扎罢了。
在“连载中止事件”的过程中，张资平为自己进行了积极的、强势的辩论，但都不外是些情绪上的反弹，他没能从正面对通俗恋爱小说的批判进行批判，没能从艺术的角度，或者伦理上提出通俗小说的正当性，这对他来说是致命的，失去读者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让他彻底陷入四面楚歌的，不仅仅是他的小说落伍于时代，人们对他的人格也产生了怀疑。当时有传言说，张资平可能雇用了写手来大量“生产”小说，这种说法几乎是对张资平的致命打击。虽说没有证据证明张资平雇用了写手，但理论上来说，要在短时期内创作出如此大量的作品确实很困难。1925年的冬天，张资平完成了日本文学翻译集《别宴》。《别宴》收录了七篇日本短篇小说，1926年3月由武昌时中合作书社出版。七篇小说按顺序依次为：谷崎精二的《别宴》，小川未明的《无产阶级者》，佐藤春夫的《消遣的对话》，加能作次郎的《衬衣》，江马修的《自杀》，加藤武雄的《最后的列车》，华田一郎的《梦醒了》（戏曲）。在“序”中他称有些是自己的翻译，也有一些是自己口述，学生记录的。1925年，在他还没有创作出畅销书时已经让学生帮忙了，由此推理，很难说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他自己创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