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己转移艺术品的行为,华尔纳反复辩解:敦煌石窟难以到达,并且已经遭受破坏。19世纪,在民间起义中,敦煌石窟已经遭受破坏。斯坦因和佩里奥特两人都认为,敦煌的可移动文物,在伦敦和巴黎会更安全。他们预料,未来美国收藏家和博物馆研究员,也会以同样理由为自己辩护。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华尔纳哀叹道:“壁画上的人物或是眼睛被挖掉,或是脸上有深刻的划痕。一排排侍女从你身边走过,她们穿戴着华丽头饰,然而你却难以看到一个完整头像。在德高望重的众神中间,王位之上端坐着观音。在观音面前的地毯上,有一位可爱的跳舞女孩。整个画面布局精巧,却没有一个人物形象完整保存……在那些可爱面庞上面,胡乱涂画着(白)俄军队的番号。佛陀端坐,从他宣扬莲华经的口中,刻画出斯拉夫人的一些污言秽语。”
对于那些斯拉夫语涂鸦,华尔纳将其归罪于中国人对敦煌的漠不关心。他对一位朋友写道:“想到那些故意破坏行为的德行,我会毫不犹豫地把那里的所有壁画揭取得精光。有谁知道,何时中国军队会如白俄军队一样在那里驻扎?更糟糕的是,那里的动乱还会持续多久?再过二十年,敦煌将变得不值一看。”
尽管如此,在给哈佛大学校长和董事们的正式报告中,华尔纳对自己揭取壁画的事只字未提。在福格艺术博物馆,那些壁画被转移到丹尼尔·瓦尼·汤普森手里。他是福布斯的学生,也是一位文物保护专家。汤普森曾建议华尔纳使用一种“剥离技术”,即只从墙壁上剥离壁画表层。他本人曾在欧洲壁画上使用过那种方法。1974年,在接受一次访谈时,汤普森承认,他对敦煌壁画的修复尝试不算多么成功:“华尔纳没有使用又薄又弱的胶水。他使用的胶水很厚,几乎不可能处理。洞窟里面的墙壁很冷,胶水在上面很快结成了果冻状。”后来,文物保护专家桑奇塔·巴拉仓德兰引用了汤普森的报告。他提到了壁画《崇拜者半身像》等例子:“胶布变得异常松弛,没有粘下来任何色彩。只能说上面的色彩,要比预期的更少。”事实上,壁画中人物的面部已完全消失。一位舞者形象应是“最无希望修复”,它损坏得过于严重,难以进入福格艺术博物馆收藏。巴拉仓德兰曾两次尝试修复画面,试图将壁画色彩与胶布分离,无果而终。因为,壁画的“图像特征已被彻底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