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继续深究下去的话，就会发现黄永年对丁福保的推崇称许其实并不得当，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丁氏所做的校订辑补，其实完全迻录自清人朱绪曾的《曹集考异》（蒋氏慎修书屋1914年铅印《金陵丛书》本），根本没有丝毫自己的新发现。即使是黄永年在文中指摘丁书，“在编写体例上还不够精密，如应该把《死牛诗》紧接《七步诗》，把《广记》所引《世说》的异文注到《七步诗》之下，又如把《广记》载本《死牛诗》的‘囟’字改为‘山’，‘峍’字改为‘歘’（按：黄氏原文误作‘飙’）而不说明理由之类”，也都原封不动地承袭自《曹集考异》。只不过朱氏在曹植诗句下原先还引录过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的一则评论，其中提到：“魏曹子建《牛斗诗》云：‘行至土山头，歘起相搪揬。’见《太平广记》。”可知朱氏在校改文字时还是交代过依据的，只是丁氏在过录时有所删略，才由此遭到黄永年的批评。
丁福保毕生喜好藏书编书，凭借个人收藏而纂辑的《说文解字诂林》、《文选类诂》、《佛学大辞典》等资料集和工具书，都是汇聚各家著述，取精用弘而成。在编纂《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时也是如此，对于前人所做的校勘辑佚相当倚重，只是各部分参考借鉴的对象水平参差不齐，才导致全书有畸轻畸重的弊病。而且由于所涉内容太多，头绪纷繁复杂，也未及一一标明来源。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的“纪昀”条中曾根据稿本上的署名，判定旧题纪容舒所撰《玉台新咏考异》实际上是其子纪昀所著，“殆善则归亲之意”，随后批评“近人丁福保又添入八朝全诗中，攘为己有”。仔细覆按《玉台新咏考异》和《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也就是伦明所说的“八朝全诗”，后者有不少校语确实源出前者而未作说明。丁氏将《曹集考异》的校补内容迻录到自己的书中，情况也与此相仿，这正是他在编纂此书时的惯常做法。未能明确交代资料来源确实有欠规范严谨，可伦明径直斥其“攘为己有”也不免有些言重。丁福保凭借一己之力而能在短时间内编纂出这样大部头的著作，且其宗旨在于嘉惠学林而非谋求私利，对此还是应该抱以“了解之同情”，不能一味地求全责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