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擅中古史事考订，对古典文学也很有兴趣的黄永年在1985年写过一篇《从七步诗的由来评曹植诗的整理》（载中华书局1991年版《学林漫录》第十三集，相继收入上海书店2006年版《学苑与书林》、中华书局2007年版《黄永年古籍序跋述论集》），仔细梳理了《七步诗》的递嬗演变。除了前人早就习见的《世说新语》，他在《太平广记》中又发现了一段标明“出《世说》”的内容，记载曹丕、曹植兄弟一同出游，路见两牛相斗，其中一牛不敌，坠井而亡。于是曹丕责令曹植在百步之内赋成死牛诗，且不能提到“牛”、“井”、“斗”、“死”等字眼，若不能应命，便将施以斩刑。孰料曹植挥笔立就，而时间尚有余裕，随即乘兴“重作三十言自愍诗”：“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然，豆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略作比勘之后不难发现，《太平广记》所引诗作和《世说新语》又有所不同。此外，据《太平广记》所述，赋诗时限定的条件原是“走马百步”，并非《世说新语》中所说的步行“七步”；而在这篇“三十言自愍诗”——即后世所谓《七步诗》——之前，曹植还写过一篇在前人所辑曹植集中都失收的《死牛诗》。经过仔细的比对核查，黄永年认为《太平广记》中引录的才是《世说新语》的原本，而今本《世说新语》很可能经过后人的点窜删削；至于明人所刊曹植集中新增入的《七步诗》，则并非源自《太平广记》或今本《世说新语》，而是利用《初学记》、《太平御览》等唐宋类书加以辑录，其内容又有所节略改易，和最初的面貌相差更远。由此可知，不但七步赋诗的故事出于夸张附会而并不可信，即使追溯到最初的源头，这首诗也出于小说家言，未必真实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