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彻底了解前人校订《七步诗》的详情，黄永年又顺便翻阅了明清以来多种经过整理的曹植集，逐一评论其优劣得失。在检覈近人丁福保所纂《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时，结果竟然令他大感意外。此书最初由丁福保创设的医学书局在1916年铅印出版，中华书局在1959年又重排付印，虽然蒐罗范围较广，但舛讹疏漏颇多。黄永年原以为“丁福保先生的书多不详出处，向来不为学术界所重视”。尤其是逯钦立所编相同性质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问世之后，因体例严谨、校勘详审而后出转精，丁书早就已经废而不行，乏人问津了。没想到丁福保勘定的《七步诗》，却让黄永年由衷地击节叹赏，甚至“有耳目一新之感”。首先，丁氏“在‘煮豆然豆萁’四句之下加了条小注，指出：‘《文选·任彦昇行状》注引《世说》作“萁在灶下然”，馀三句同。’这是前人所从未注意到的”；其次，“在‘煮豆持作羹’六句下又有小注指出：‘今本《世说新语》载此六句，与《初学记》、《御览》不同。’可见他已经从这两部类书里找到了‘煮豆然豆萁’四句的出处”；最后，丁氏“在《七步诗》后隔了《弃妇诗》、《寡妇诗》、《七哀诗》三首增添了《死牛诗》，引用《太平广记》俊辩‘曹植’条，并在小注中指出：‘今本无《死牛诗》，即煮豆诗与此叙事亦异。’”这些细致周详的校订辑补，使得素来高傲的黄永年也不由地惊叹“我所找到的资料，丁福保先生居然早已找到了”，“不能不使我钦佩他的渊博”，语气中明显带有几分失落。相形之下，逯钦立所做的校订则令人颇感失望，“丁书所提到的《文选》注、《初学记》、《御览》、《广记》一条也没有引用，当然也没有收入所谓《死牛诗》”。丁书的整体水准虽然远不及逯书，但就这首《七步诗》而言却是占尽上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