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轰动一时的施耐德董事长绑架案,主犯在狱中跟一位大学文学教师通信,长达11年,后来两人产生爱情,还合作出书。数年后,大学教师对这段故事依然无法忘怀,于2014年出版传记,大篇幅纪念自己曾经“疯狂的爱情”。
越靠近当代,回忆录的风格就越趋向狗血,前人似乎低调得多。司汤达的两部回忆录虽说都是未竟之作,但均中规中矩地记录了他早年的生活,一部分在格伦诺布尔,另一部分在巴黎,据说可作为他那个时代的史料收藏。不过,谁都知道,司汤达的兴趣根本不是在回忆录里狠报私仇,而是随心情改笔名,到现在也不确定他究竟有多少个名字。文学史家让·斯塔罗兵斯基曾在书中贡献出一章来谈论司汤达的笔名,“他抛头露脸和消失的欲望同样复杂”。
越是有故事的人,越怕被世人遗忘。于是,回忆录成为门槛最低的写作方式,铺开白纸,回忆纷至沓来,此时此刻,你我都是写作者,都是杜拉斯。
糖果色的回忆蔚蓝天空下,嘉年华的游乐设施、充满诱惑的食品小摊,还有那些宁静海岸墙上的彩色涂鸦。糖果色的游乐场勾起了人们对于儿时的美好回忆,安静的场景则让人久久沉浸在这种情怀中,不被打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