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是杜拉斯 ：当回忆录成为门槛最低的写作

◎赵洺

“突然，历史撞上了我，我被撞得粉碎。”

这句话可以用来概述西蒙娜·波伏娃撰写回忆录的初衷，她的四卷回忆录其实就是粉碎之后的自我的一次或数次塑形，她努力将碎片无缝拼接，试图还原一个不复存在的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界，不是生活，是世界，是在一个世界观骤变的时代关于这一代人和世界的关系的写作。正如她自己所说：“我应该重新审视自己和一个面目全非的世界的关系。我所要讲述的就是这一转变。”

不管现在还有多少人会去认真研读她的这套堪称“回忆录典范”的皇皇巨著，法国都应该算是拥有最多回忆录作者的国家，远有卢梭，近有总统前女友，中间还活跃着大批作家、政客、艺人，等等等等。不仅如此，黑帮头目、连环杀人犯、犯事的狱警、妓女……都曾出版过回忆录，并畅销一时。

法国人爱写回忆录。从卢梭开始，大作家们在挑战了各种文体之后，纷纷在晚年投奔回忆录。马尔罗甚至写出题为《反回忆录》的回忆录，不想重走他人的老路，又忍不住不在纸上罗列春秋，只好在形式上大动干戈，但最终目的只是想让世人相信他生来就是个成年人，“我认识的作家几乎都爱他们的童年，而我憎恨我的童年。”杜拉斯更是将回忆录的创作推上巅峰，她的知名作品几乎都是自传体小说。

也许一生太短，承载不下太多故事；因为一生太短，经历不了百样人生。写作者与阅读者通过这种方式相会相知再相忘于江湖，写作与阅读相互实现了欲望的隐晦目的。2012年，一本名为《爱的捍卫》的小书上市，今年被改编为电影公映，邀请了两位时下炙手可热的演员。故事很简单，当年法国最年轻有为的监狱长，管理着法国最大的女监，爱上了自己的犯人，抛妻弃子，事发后前途尽毁，被送上法庭，结果在法庭上无视律师的各种明指暗示，坚持他们之间是真正的爱情，而不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他的爱情宣言在被羁押期间完成，出版后畅销一时。当然，也有分手后翻脸的，看总统的前记者女友就知道，《感谢此刻》不仅道尽满腹不甘，还爆出猛料埋汰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