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生活中上下求索，探寻每一处发现、细枝末节和吉光片羽。因为在人类生活之中，我的兴趣并非是事件本身，不是战争本身，不是切尔诺贝利本身。我感兴趣的是，在人类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人类在我们的时代中经历了什么；人的行为和反应；在一个人身上有多少生物性，有多少时代性，又有多少人性本身。”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用自己数十年困难重重的实践，证明了观察世界的方式不仅决定文学的类型，也决定文学的高度。
因为她卓越的写作，诺贝尔文学奖，将桂冠戴在了纪实文学的头上。甚至可以说，是她为世界文坛开创了一种新的纪实体裁。她对既有的历史书写方式，根本上是存疑的。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这部作品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写道：“已有数以千计的战争作品，薄薄的和厚厚的，大名鼎鼎的和默默无闻的，更有很多人写文章评论这些作品。不过，那些书通通都是男人写男人的……关于战争的一切，我们都是从男人口中得到的。我们全都被男人的战争观念和战争感受俘获了，连语言都是男人式的。”在《锌皮娃娃兵》一书里，她重述自己的观点：“为什么我会产生写《锌皮娃娃兵》的愿望？为了表示抗议。我去了公墓，那里安葬着空降兵。将军们在致悼词，乐队在演奏……我发现，这些成年人都沆瀣一气，只有一个小姑娘的尖声细嗓冲出了其他声音的包围：“爸爸，亲爱的爸爸!你答应我要回来的……”她妨碍了发言，被人从棺材前拉走，像拉走一条小狗。这时我明白了，站在坟墓前的这些人当中，只有这个女孩是个正常人。”
通过她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阿列克谢耶维奇并非简单地站在一个女权主义者的立场，而是从更人性的角度来审视战争。这就意味着，人们需要重新认识战争里最弱势的群体，包括女人和儿童，以及那些在重大灾难事件里充当“炮灰”的人。在《切尔诺贝利的悲鸣》里，也是如此，她的视角永远是从最弱势，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那里来看待所有的灾难。
